周　星

    影视艺术是以影像语言讲述故事、塑造形象的艺术形式，但人们越来越发现，借助文学名著加以影像表现的影视作品改编剧上演得轰轰烈烈，不用说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再一次改编被炒得沸沸扬扬，就是我们触目所及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英雄虎胆》、《小兵张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５１号兵站》、《青春之歌》、《冰山上的来客》等诸多现代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大有琳琅满目之感。越来越多的名著、经典改编作品亮相荧屏，并且形成颇为兴旺之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经典改编影视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改编目的何在？明眼人都容易看出：改编意在借助原著的艺术影响力赢得更多受众和获得更好回报。就现代创作者而言，不顾及市场受众的创作已经几乎不可能，在考虑影响力因素中，已经具有受众影响的名著，自然成为创作收益的一种前提保证。预想中的收益有时直接成为经典改编的动力，这似乎无可厚非。观众在观赏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时，常常带有一种期待，寻找原作的影子、比较记忆与眼前影视创作的异同是观众的一种乐趣，也是改编剧吸引大众的魅力之一。但名著的影响力未必能保证影视的收视效果，而过于浓厚的商业动机对于名著也许会造成伤害。调侃历史记忆的戏说和将艺术商业化的动机，都可能给名著与影视造成双重的伤害。借助名著其实也蕴含着危险，大众熟悉的原著限定了发挥的无限性，改编把握的分寸其实增加了难度，近年来武侠迷对于武侠剧的影像改编的批评和质疑就是明证。

    显然，在改编问题上，试图借助名著的结构、内涵和情节要素构筑影视创作自身的高台阶，也是改编红火的重要因素。无疑，名著是接受过市场和大众阅读淘洗过的对象，而议论反应和不断阐释也已经让名著的精要意义得到揭示，改编剧可以从容把握要义、借鉴精华而展开铺叙。一些严守原作基本构架和人物主导性格的影视作品，如《围城》、《四世同堂》等，都由此获得高度的认可。就这一点而论，改编依据的名著的声誉，首先在艺术思想上高标一格，站在这一起点上的改编作品立足就先声夺人，而名著的市场影响力又可以使影视剧的优势得到更好烘托。其实，改编者依据名著的情感呼应和艺术借鉴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不断得到验证也不断得到启发的改编，将使出色的改编获得艺术创造的快感。影视作品的艺术内涵获得名著的滋养，也得到影视专属特色的发挥，这样出现的影视作品在高起点上赢得观众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但其实限制也在其中。名著的结构、内涵和情节要素等既是良好的高阶，也可能是阻挡的栏杆，作为文学名著或是其他形态的原作（包括影视翻拍的原作品），自身的独立性是显然的，在按照艺术规律构筑而成的作品体系中，锤炼过的丝丝扣扣有着自身的逻辑或者情感连接性，改编的忽略或者改编的走样都可能发生，打乱原著的逻辑，显然也就失去了站在高台阶的资格，事先的期盼只能落空。实际上，越是名著越难以简单超越。如果没有相匹配的功力，经典改编就是一个危险的行为。经典改编的高起点未必会成就高标准的改编产品，巨大的名声期待后面是巨大的舆论和市场压力。已经有若干部经典改编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规模化的改编如何实现改编效应需要认真研究，更要避免对于名著的损伤。

    由此，经典改编的影视转换显然极其重要。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形态原著的出色未必保证影视改编的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影视影像化技巧的实现与否也是一个关键所在。文学包括话剧艺术是依靠语言魅力给予读者想象的美感，时空的无限扩大给予读者无限的伸展空间，而施展语言创造形象的特点造就了“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语言的审美特点，不能简单地辐射到影视作品上，因为影视主要依靠声画语言来直观展现形象，从想象性的文学形象转化为影像艺术形象，之间的差距虽然没有天壤之别，却也是有巨大的不同。拘泥于文学语言显然不能够实现影视艺术的特有魅力，影像语言自身的优势没有得到展现，任何优秀的原著内涵都难以在活动的银幕和荧屏上实现传播效果。着眼于经典改编，不仅要依靠名著的优势，还要依赖对于名著影像语言转化的可能和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有掌握影视艺术表达优势的创作者，才能使名著的艺术内涵得到影像实现。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经典改编的机巧在哪里？一哄而上的改编热更多让人看到原著的影响力，却没有把握影视创造是一个有限制难度的新对象的创造。实际上，改编是艺术把持和再创造之间的得失智慧的较量，对于原著艺术精神的把握是创造者接受考验的第一关，而把握影像艺术的能力是原著魅力能不能实现的第二关。接着，多大程度上忠实原著并且能形成新鲜的影像艺术创造，则是最为关键的。换言之，如何掌握原著精髓基础上的影视创造的平衡，对于影视工作者而言是一种考验，也是具有极大吸引力之所在，对于影视艺术家而言，这里充满进行挑战性努力的诱惑。影视具有更为广泛的受众，必须适应不同层面观众的欣赏要求，大众需要新鲜的影像创造，又期待自己对于名著的了解得到呼应，艺术家对于大众审读影视作品切近与否的呼应，是最难把握的，也是最需要功力的。高明的艺术家不会一厢情愿地脱离大众趣味，也不会远离名著精神。电视剧《西游记》导演杨洁曾经对此做过反思。她曾经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运用特技改造《西游记》，试图切近所谓的现代观众，却显然失败，其教训主要是技术进步了，但远离了原著，并没有得到认可。由此可见简单的屈就受众而忽略名著精神是危险的。

    其实，经典改编是艺术创造中合理的现象，但成为一窝蜂现象后，我们就迫切需要探究经典改编之中的时代动因和微妙的心理机缘，以及改编热的得失。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取舍影视创造性自足立场，如何站在文学的肩膀上爬升。显然，文学名著是给予影视艺术深刻影响的对象，从电影《黄土地》、《人生》、《芙蓉镇》、《红高粱》到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依靠文学名著而进行的影像创造的成功中，可以看到名著的主要价值。根据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也树立了这样的典范。但我们同时不能忽略独立的影视编剧形成的影视作品近年来在影视创作领域的重要地位。仅仅依靠经典改编维持影视剧生产，不是显露影视创作创造乏力，就是说明胆怯畏惧市场。敬畏名著的确应当，创造自己的影视经典还是需要在学习借鉴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我们应当明白，经典改编的兴旺，是时代使然。这既说明影视艺术的艺术提升的迫切需要，也说明自身创作的相对薄弱，这一个看似悖论的提法，矛盾性地呈现了影视艺术的一些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