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云　菲

    “怡情玄览兴偏长，谈艺从来重鉴藏。金石书画资考证，铜瓷陶玉费思量。百家争鸣多才俊，去伪存真有主张。珍重炎黄文物在，中华国史再弘扬。”这是去年2月史树青先生题赠本报的一首七律。惊闻史先生驾鹤西去，我们十分缅怀这位德高望重、对本报工作大力支持的鉴藏大家。

    “书画常教老眼花，鉴藏少年独名家。”这是史树青先生早年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时，校长张鸿来因其过人的文物鉴藏能力发出的由衷赞誉。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在尽心尽力、倾其所能地为他钟爱的文物收藏事业操劳、奉献后，史老走了，在他８６载的鉴藏人生中，承载着一辈子积淀下的丰厚眼学和鉴定１００多万件文物的传奇经历，他无愧于恩师当年给予的“鉴藏名家”的称号，而他的离去，更令文博界感到万分难过，大家纷纷通过回忆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史先生走得太突然了，真是没想到，前两个月我们还在开会时见过面。”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说，“我们是快６０年的老朋友了，以前举办很多展览都在一起工作，而且史先生的妹妹和我的夫人曾是同事，我们之间太熟悉了。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北京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举办展览，１９５９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办，我们都参与了。在１９７３年史先生作为文物专家，我作为古建专家，还一起到日本出席出土文物展，当时参观、座谈的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我还特意找出当年日本报道这个展览的报纸，看到这些就感到往事历历在目。”

    史老的博学在文博界是公认的。他曾说过，他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能多读些书，还称自己为“杂览”，即使是在社会活动非常多、身体不好的晚年，他也总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读书，有时甚至到深夜。这是大家在回忆中提到最多的一点。曾与史老一起工作多年的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宏钧说，史先生一生好学博学，记忆力很强，可以说是博闻强记。他尤其对明清时期的书画家了如指掌，在他头脑中画家的姓名、身份、长处记得分外清楚的就有２００多位，这点令人十分钦佩。１９５９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时就认识了史先生的中国收藏家协会秘书长杜耀西也谈到，当时史先生担任保管部副主任，他对工作非常敬业，那时很多文物的登记、定名都出自他手。他对馆藏文物非常熟悉，馆里几十件文物哪件放在哪里，他都知道，很多人都称他为“活字典”。史老对文献也十分熟悉，人们有问题都向他请教。

    在人们的记忆中，对史老感怀最深的还在于他对国家收藏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作为收藏家，史老不仅捐献出上百件自己的珍藏，还多次凭借专业眼光用很便宜的价钱为国家觅得稀世珍品。“史树青先生不仅在文物鉴定上颇有建树，还是位收藏大家，他曾将很多珍贵的文物捐献给国家，临终前还在一心一意地惦记着民间收藏事业。”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闫振堂说，史先生曾是中国收藏家协会首届会长，在任期内做了很多工作，去世前还一直担任着中国收藏家协会的名誉会长，对推动民间收藏的发展，帮助收藏爱好者辨伪存真做了很多事情。

    与史老交往了３０多年的文物鉴定专家刘建业，则对史先生始终心系后辈，心系自己热爱的文物鉴定事业深有感触。他说：“我跟随史先生多年，受到他很多的教诲。对于后辈，他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不吝啬自己的学识和经验，鉴定中只要后辈有不明白的，他就会举一反三给予解释。但如果我们提出不同意见，他都会回去想想，然后打电话甚至写信，表达他的意见。史先生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刘建业还说，史先生对学生的教导非常直率，也非常严厉，有问题马上就会指出来。记得他刚接触文物鉴定这行时，史先生曾问他看过多少件东西，他回答说有２０００件，史先生说要看一万件文物才有资格做鉴定，那时他感到太严格了，现在实践证明史先生的话是对的。

    从人们一句句深情怀念的话语中，我们读到了先生的豁达坦率、奖掖后学的高贵品格；从那一件件散发历史光辉的珍贵文物中，我们读到了先生厚重的文物学识。

    本报曾多次或通过电话，或去史先生家里采访他，每次都为他的朴素、亲切、随和、爽朗、坦率所感动，也为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而佩叹。史先生不以我们的年轻无知而轻慢，热情地抱出他收藏的剑、名家赠与他的画来与我们共赏，在他的展卷呈示中，一代代文博大家的掌故也从他的口中娓娓道来，感染着年轻的我们。

    如今，史先生虽然去了，但他对文物收藏事业的这份执着和热爱会被人们记在心里，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