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　雨

    近日，北京收藏家秦杰致电本刊，说他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发现了大量显示与国家博物馆有关的文物照片和历史文献，并花费重金购藏。那么这些文物照片和历史文献是否属于国家博物馆？博物馆资料为何散落民间？它们的突然出现与国家博物馆正在进行的改扩建工程有怎样的关系？它们又是如何被带到收藏品市场的？它们到底有没有重大价值？带着种种疑问，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总量是13个大编织袋”

    “这次的发现是成批量、大规模的，数量之大，内容之多，照片之美，文献记载之全，令人咋舌。”谈起此次的发现，秦杰如是说。据秦杰介绍，今年春节前后，潘家园旧货市场陆续出售一批涉及博物馆的资料，初期以文物照片为主，后期以历史文献为主，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部分为80年代的。3月10日以后，在报国寺市场和网上也有发现，但货源均来自潘家园旧货市场，出售者均为普通的古旧书经营商。至3月22日他共收藏到此类资料3475件，其中文物照片647袋1500多张，涉及陶瓷器、青铜器、玉器、石刻、书画、漆器、服饰、金银器、印玺、首饰等，大都有底片、编号，有的还附有文字说明稿，历史文献包括文书、人事卷宗、单据、文博专家的老照片、账册等。秦杰说，潘家园旧货市场有内幕消息称总量是13个大编织袋，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他已购和经手未购的藏品进行整理并结合他所了解的情况分析，这批资料应有23大类，还有6个门类他未见到，估计被分散售出。

    据了解，秦杰的这个发现纯属偶然。秦杰从事古旧书、文献资料、老照片收藏已30年。2月3日是个星期六，他来到再熟悉不过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有位与他熟识的藏友正在写毕业论文，急需古代舞蹈造型图片，请他帮忙搜罗，所以他格外留意此类藏品。在南侧一个地摊上，他突然看到一些器物的黑白照片非常精美，质量颇高，便花120元买了57张。后经介绍，他又到二楼坐商处花144元购到72张黑白和少量彩色照片。接下来的日子，秦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陆续发现此类照片，但都在地摊上，很分散。由于看到他批量购入，出手比较大方，摊主很愿意为他提供货源。进入3月，电话供货信息不断，而价格也在不断抬高。秦杰说，只要财力允许，他都悉数购进，其间他还从福建和香港追回两批，而历史文献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大量发现的。因怕是偷来的，现金交易后对方不认账，秦杰采取了汇款邮寄的方式，共汇出29笔，单笔最高金额6200元，总金额达到10万元。

    博物馆印记赫然在目 是私人物品还是馆藏资料？

    为何认定这些资料属国家博物馆所有？秦杰说，他起初也没有意识到。经过交流，那位写论文的藏友表示，图书馆和导师出示的文献图片中都没有如此珍贵和清晰的古代艺术造型图片，大多是已经翻拍或再翻拍的，只留有其形而不传神。“这给我提了个醒，它们的来源究竟是哪儿？”随着收藏数量逐渐增多，秦杰发现有的照片后面写有名称，大都为国家一、二级文物，“这样近距离拍摄，不是文博系统根本不可能，况且在特殊光照下，而且这些照片拍摄得极为专业，打阴影突出器物立体感，下铺丝织品进行漫反射”。秦杰还向记者出示了一组８寸彩色、据说是唐代泥塑的照片，一共20张，“正面、侧面，整体、局部，不同角度，这只有高等级的博物馆才能拥有”。

    让秦杰更加肯定的是，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国家博物馆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印记。2月13日，秦杰收到一批照片，其中有6个写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字样的纸袋，底片都装在里面。随后又有类似的纸袋出现，3月17日更是在潘家园成交500个。记者看到，秦杰家中的沙发上摆满了这种纸袋，是一种长约10厘米、宽约8.5厘米的牛皮纸袋，大致有3种，右下角分别写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保管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字样，其余地方均相同，上方中间有一个半圆形缺口，中部居左是一个表格，分为“名称”、“摄影日期”、“来源”、“备注”几栏，右侧写有“号码”两字，其下为两条细横线，以上全部是印刷体，内容则均用或蓝或黑的笔手工填写。秦杰又向记者展示了一本以牛皮纸为外皮的书册，大开本，左侧用两个钉子装订，封面写有“外复文物账目”和“三库存”字样，内有“编号”、“名称”、“年代”、“来源”、“入馆日期”、“数量”6个条目，秦杰说根据里面的记载应是中国革命博物馆1945年至1965年的文物账册。此外，秦杰说，此次发现中还包括上有中国历史博物馆红色印章的清代《刘文庄公遗书——静轩笔记》卷四至卷十九，线装3册；标题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借文物凭证1963年四五百张，提借复制品凭证1973年1975５年100多张，文物入库通知单1984年6本两三百页；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有关的值班记录、会议记录、“五·七”干校人员登记表、书信、住房调查表和申请表等。

    记者就此事询问了国家博物馆保管部，该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看过秦杰收藏的这些照片和纸袋。他认为，这些照片和纸袋很有可能是私人物品，是哪位研究人员出于出书、写文章的需要收集的资料，从图录、书籍、报刊中翻拍下来的，而且有些纸袋上明确写有“翻拍”字样，照片中的文物应该没有该馆馆藏品，同时他还说这种纸袋在当时馆里人人都有，他们那里有很多，外面人可能认为比较难得，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这种纸袋非常便于存放资料尤其是照片，所以馆里人员经常会这样做。至于账册之类的，他说：“文物账册都是由专人负责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是要负责任的，那本账册可能是因为当时展览比较多，为方便查阅，工作人员又抄写了一本，但具体情况还要看一下才知道。”

    这些资料究竟有没有价值？

    秦杰说，《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为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等拍摄馆藏一、二、三级文物的，应经国家相应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手续很繁琐，这些照片很可能是所拍摄文物惟一的照片。另外，此批资料中的一些国外古建筑如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的全景、近景、局部的照片，也许以前没有价值，因为原始建筑存在，但现在它被毁于战争了，无论当时的资料来源是实地拍摄、翻拍或是交换的，都很有价值，因为其原始风貌只能通过文献来反映，这种照片的底片怎能不珍贵？还有海外藏珍彩色照片70张，有文字说明，都是前几代专业人员辛苦汇集的资料。这些高清晰度文物照片在收藏界的特别意义在于，绝大部分收藏爱好者一生都不可能拥有国家一、二级文物，收藏家可以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图片库，收藏它们也拥有了识假辨假的依据。秦杰表示，博物馆的文物照片和历史文献不该散落到市场上。此次发现从收藏角度来说是碰到一个很好的货源，但每一个公民、社会团体、机构、单位都有保护这些资料的责任，更不要说文博系统，即便这些资料达到一定年限要处理销毁也要报请上级部门，不能随便清理，像现在这样流入市场，太随意了。与秦杰熟识的那位藏友也参与了这批资料的收藏，他认为，文物复制品入库单这类单据的价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认为它们只记录了博物馆工作的流程，有些人却认为它们很具收藏意义，但无论其价值如何，都不应该流向市场。国家博物馆一方则认为，这些资料很可能是私人物品，根本没必要走正式程序进行销毁或者清理，而那些文书、报告就更没有价值了。

    那么，在文博界对于馆藏的文物照片和历史文献应当如何处置？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文物资料并不是文物本身，但还是不应该流失的，应当由专人负责统一封存、统一保管，即便在电子化、数字化的条件下，这些纸质单据原件也应当保留，以便今后查找。但他也强调，对此国家没有具体条文规定，没有统一的模式，每个博物馆的情况和处理方式会有所不同。正常来说写有编号、名称、尺寸、年代等文物资料的文物卡片一般是不会清理的，过多少年后也不会销毁，而提单一类的单据则保存在展览专用袋中，但不排除因部门取消或管理不善丢失的可能。一些文博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博物馆对于涉及文物和人事隐私的资料处理应当慎重。

    秦杰告诉记者，他目前已向国家相关部门寄去了情况反映信，同时他也呼吁能够有更多的人尤其是收藏爱好者参与到抢救和保存祖国珍贵的文化典籍的行动中来。据悉，国家博物馆近日也就此事发出了回复，表示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重要文物、文献的收藏和保管部门，有一整套完备的文物出入库报批手续和程序，因此向社会郑重承诺：此次搬迁过程是在缜密、有序的前提下进行的，可以负责任地讲，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所有文物、文献在这次搬迁过程中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无一流失。

    因为目前对于这批资料的卖方信息没有更多披露，在本刊采访过程中，有关方面包括一些媒体怀疑秦杰是在借国博改扩建之机进行炒作。面对陆续出现的质疑声，秦杰表示，对于炒作之说他不想予以回复，请公众自己去评判，至于为何不能说出货源，他认为这些资料还在流失，同时也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现在公布还不是时候。

    对于此事的进展，本刊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