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就有了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我们是“龙的子孙”、“龙的传人”也被大多数人所认同。不过不久前有学者提出,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因此建议重构中国的形象品牌。此语一出,舆论哗然。撇开这些不说,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对龙又了解多少呢?仅仅是关于龙的起源,就有多种说法。闻一多在他的名篇《伏羲考》中说:龙图腾,“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虽然这一说法有较大影响,但关于龙的起源的争议却从未停止:龙卷说、雷电说,鳄说、鱼说、恐龙说、牛说、熊说等等不一而足。最近,甘肃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钱汉东提出了一种全新说法:中华龙源于马家窑蛙纹。在名为《马家窑蛙纹:中华龙的起源》的文章中,钱汉东指出,很多可能是龙图腾起源的出土器物和古老图案,“只是略有点像龙的形状”,“那些出土器物和古老图案都是孤零零的单个器物和图案,根本无法看出龙形成和发展的演绎全过程”。而“马家窑彩陶画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龙起源于蛙的过程。它证明从蛙纹到原始龙的‘三部曲’在史前已经完成:第一部曲,从蛙到蛙图腾;第二部曲,从蛙图腾到‘蛙神’的诞生;第三部曲,从‘蛙神’到飞天龙的出现。龙在史前已经完成了从水中到天空的自然过渡。”这种说法能否成立呢?在这篇文章发出后不久,张明华发表了《中华龙起源之我见》一文,从产生时序与多元起源两个方面表达了与《马家窑蛙纹:中华龙的起源》的不同观点;随后,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志安又发表了反驳张明华观点的文章《也谈蛙神和中华龙起源》。在此,我们特刊发黄河子先生的文章,他从7个不同的角度质疑了蛙纹起源说。——编者

黄河子

    不久前,《文汇报》先后刊载署名文章:《马家窑蛙纹:中华龙起源》(下简称《起源》),《也谈蛙神和中华龙起源》(下简称《也谈》)。读后颇感新奇,内容闻所未闻。因同好使然,不禁引发思路:若依此观点,可否搞个主题收藏,或许石破天惊,崛起藏界;抑或策划个陈展,让史前之纹饰、岩画或其他艺术,网罗蛙形图纹,聚焦于神化变龙,也可让海派观众开开眼界,或许能红火一时。此言一出,同座之“鸿儒”、“白丁”,个个喷茶,笑余聊发少年狂,齐谓:壮心可嘉,然美丽童话而。冷水浇身,便生七疑,今录之,以就教于二作者与诸位方家。

    疑之一:马家窑彩陶蛙纹可作另释吗

    恕笔者孤陋寡闻,总觉得《起源》提供的图例,统以蛙纹释之,不无疑问。远古先民在陶器上绘制动物或其他图案,原创时,可能倾向写实,尔后渐趋抽象,并呈装饰之意。这样的艺术活动,既可能是纯主观行为,当然还有可能是客观情形,如绘图者必须依据某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某个原始图形,遵守“依样画葫芦”,画工(制陶者)是不能改变的。这种属意图形便相对固定,即有差别,也仅异于水准高下,殊于艺术粗精。

    《起源》所供,唯其图一(上图中第一个马家窑彩陶图样),与蛙还有些类似,余则不伦不类,仅图一而言,就纹饰本身看,其艺术抽象已呈较高水平,似有相对的艺术积累。然鉴其形,或可称蛙,也似可判为其他动物的,今学术界呼为蛙纹,只是考古学在研究中的识读与分类。因此,不视其为铁律就可,把今天的认识与数千年前的先民对接,实非易事。若称该纹为疑似蛙纹,进退空间可能大些。

    疑之二:疑似蛙纹,非马家窑彩陶原创

    为了行文方便,根据约定俗成惯例,暂将疑似蛙纹作蛙纹,随着资源深入,我们发现,蛙纹,并非马家窑首创。原来,能够达到马家窑蛙纹之水准是经过不知演化了多少年的仰韶彩陶文化时期,《起源》这一纰漏幸好在《也谈》中得到纠正,但不知何因仍持“源头”说。

    下面不妨根据考古、文博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一粗略的扫描: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陶盆一件,内壁绘有较趋写实的疑似蛙纹,头部呈半月型,中分为二,各以圆点表示眼睛,躯体呈圆状上饰大小圆点纹,四足伸展,足端三爪生动形象,如浮水面。这是仰韶早期半坡类型。河南陕县仰韶中期庙底沟,有陶盆一件(残块),盆腹绘有疑似蛙纹,虽不完全,似可识别:其纹头部略小,只绘出一个眼点(表现侧视?),身躯分隔为两部分,各饰以大小黑圆点。可能因头型有异,故有释之为龟纹者。大地湾仰韶晚期,在820号房址中出土一件小口壶(残),是泥质红陶,肩腹部有似蛙似龟的纹饰。黑彩,头部呈蒜形,涂黑留两小白点作眼睛,顶端留白,呈“人”字形,圆躯分隔,统以网纹饰之。两足向前,两足朝后,网纹外似有肥硕腹部形象。综合分析上述标本,基本是能梳理出疑似蛙纹的演进过程,沿着这种序列,观照马家窑彩陶同类纹饰,很难排除承前启后的迹象,我们指出这种渊源关系,可不可以说明,蛙纹若是中华龙源头,那么起源在仰韶文化的疑似蛙纹,并非作为“流”的马家窑蛙纹,这也是时序常识。

    疑之三:疑似蛙纹难成马家窑彩陶代表纹饰

    包括马家窑彩陶研究者在内,一般都认为蛙纹与仰韶彩陶文化蛙纹,都是个别遗存现象,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性。蛙纹远不如旋纹、水纹、同心圆纹、锯齿纹、菱形纹、四大圆圈纹那么常见。故也难成彩陶代表性纹饰。非主流纹饰在传播过程中的认同感、影响度都会有限制。“神蛙论”作者大概已意识到这一点。蛙纹实证队伍大弱,就排斥各种学术分歧,将马家窑彩陶中的形似实非的神人纹等例,一声号令聚于青蛙麾下,以充佐证,实际效果是混淆事实。

    疑之四:蛙纹是谁的“图腾”

    “图腾”这个舶来品概念,原系印第安语tuten的音译,似有“亲属”、“标记”之义。“图腾”一般以血缘相亲的共同体为基本族群,相信自己的祖先与某种动、植物,甚至包括非生命物种有血缘关系,因而视作共同崇拜的对象。一个氏族社会集聚众多有自己图腾的族群。此概念可能在民初被中国学术界引进。在中华龙文化研究进程中,闻一多的“以蛇图腾兼并与同化说”影响较大,但至今为止,不少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并未达成共识,这也是事实,这本用不着奇怪。只是《起源》的第一部曲,实在是含糊其词,所提的先民,是哪一族属?马家窑族属?青蛙族属?《也谈》一文或许意识到这缺憾,特别补论是“古羌族”。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马家窑是类型文化,类型文化与某民族的生活分布区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不能画等号。

    疑之五:马家窑彩陶文化中蛙的地位无上吗

    关于蛙在马家窑彩陶文化中的地位,《起源》、《也谈》都只有抽象的表述,始终没提出实证与文献材料,因此,仓促作出“神蛙”结论,主观性的倾向大了些(无论持此说人数多寡)。“神蛙”以超社会意识出现,不会无缘无故,而这种“缘”与“故”依靠发现,不能发明。

    能驾驭水的生动,仅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陶器纹饰为例,除蛙外,至少还有鲵(如甘肃渭水流域出土的陶瓶),蛇(庄浪水洛徐家碾堡子坪出土的鬲)等,蛙的驭水能力,在先民的意识中,可能不如鱼、鲵、鳄、蛇(蛙的天敌)等生动,鱼、鲵、鳄似乎与中华龙都有些关联,至于蛇,即便排除与龙的关联,后来也升格为四灵之一,而蛙类呢,除了蛤蟆外,青蛙则弱化了,消失了。

    疑之六:蛙纹能遮去众多“原始龙”的证物吗

    “神蛙论”者一方面可能未掌握“科学无穷,证据有穷”的基本常识,苛求证物“系统”、“统一”(《起源》);另一方面,又漠视可信证据,诘之“缺乏文化背景”(《也谈》)。我们读了张明华研究员《中华龙起源之我见》(下简称《我见》)文章,该文回顾了学术界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还列举了比马家窑文化类型更早或同期的玉龙纹饰(雕刻),并无“缺乏文化背景”之感,因为玉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意义,众所周知。

    上古先民的玉文化、墓葬文化,在整体上的理念较某件器物图纹,一般更可靠、更清晰。《我见》指出“神蛙说”时序不顺,实在是点了“死穴”。《也谈》虽然承认“中华龙乃多元集合”,(这是比《起源》的进步),但接着却以偏(象鼻龙)代全(系统玉龙),否认时序。这里,就有必要再提仰韶文化的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砌动物图形。这三组蚌塑龙(疑似)的发现,当时就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一致认为是个“重要发现”,未闻“众说纷纭”。

    《也谈》对蚌塑龙似乎未否定,但引发出自己的想象,说该龙形更像恐龙,与中华龙“根本不是一回事”,真使人摸不着头脑了,接着还承认诸多“玉龙”,“不像龙”,也“想像不出龙神威”,明明是带着今日龙意识去观察先民遗存,恐怕不仅仅是时空差距的原因。

    疑之七:不疑之疑

    六疑之后,言犹未尽,试说一点“神蛙论”者指出的不该怀疑之疑。即“音”同不同?“形”像不像?“理”顺不顺?这些理念好像是研究方法,本不值得评说的,既然提出,不妨提出点意见。

    关于蛙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神蛙论”者硬扯在一起,并简化为“娲”、“蛙”同音,“蜥蜴”又同“伏羲”音近,这种关联客观存在吗?有没有古音韵学、古文字学、古生物学的背景支撑?不可能是常识缺乏之故吧。我们仅据有关材料,就会疑窦顿生。“蛙”对蛙类,恐非唯一称呼:前文已指出,蛙每与蟾蜍(蛤蟆)混称。《尔雅·释鱼》称“黾”,又称蛙黾,见《周礼·秋官·蝈氏》;又称“蛤鱼”、“反舌”、“虾蟆”、“田鸡”、“申洁”、“圭虫”、“胡蜢”、“蜮”等,如何与娲同音?何况女娲还有不同称呼呢。

    伏羲,同样也有异名现象,古籍均有记载,此仅奉一例: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帛书(神话篇)称作“雹戏”,马家窑文化先民定格在“伏羲”,应提供更多的依据。

    关于“形”像不像,事关《我见》例图,动物祖形方面比较清晰、比较可靠的“玉龙”,“神蛙论”者谓“不像”,却认可“疑似蛙纹”;“蚌塑龙”很像又推向恐龙而否定,由此得出“像不像不是判定中华龙原形的唯一标准”,持论颇似公允,却忽视了另一面:像不像是判断的标准之一。说“关键是神不神”,我们赞成。不过“神蛙论”者的践行似乎有些脱节:在论证“神蛙”时,并没脱离其“形”,也没有忘记把它物的“形”,似是而非的“形”当作蛙形,说明还是懂得形“像”的意义,掌握形“像”,就可以由表及里,由形到质进行深入研究,此其一。其二,判断一物与某物像与不像,既有客观标准,又有主观标准,常呈智仁互见,学术上不能强求一律;其三,对于“神不神”,神似高于形似,形神兼备者最有说服力,如众多学者认可的“蚌塑龙”,而“神蛙论”者却说“与中华龙根本不是一回事”,那就让读者迷惑了。

    “理”顺不顺。“理顺”总是相对的。“自圆其说”没有绝对的,真正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创新思维”,这种流行语,若有些实际意义,也不过鼓励独立思考而已。大凡做课题,无论业内业外,研究中无知无畏,我们也时时有旁门邪道之患,“德高望重”的前辈一般总是鼓励尝试:做做会像的。可想而知的结果也是收获,如提供反证等材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质疑“神蛙论”,并非怀疑马家窑彩陶本身的文化意义,恰恰是它的魅力和研究的相对滞后,会使人更感兴趣。李学勤先生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正因如此,对马家窑彩陶的求索解谜,更应该持谨慎和实事求是态度。胡适先生说“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大胆较容易,小心却不知要花出多少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