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云菲　实习记者　金涛

    油画《伟大的战略决策》三作者状告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上拍“赝品”一案日前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拍卖公司和委托人不应对原告承担侵权责任(参见本报今日第三版)。在此案中,画作真伪和来源并未成为审理对象,但这恰恰是最惹人关注的地方。因为在我们的采访报道中,惊人地发现,随着近年“红色经典”画作飘红市场,其纷争几乎从未间断,要么爆出“伪作”事件,要么是作品上拍画家本人毫不知情导致纠纷,而造成这些争论的导火索只有一个,就是很多画家对自己原本收藏于“公家”的原作的去向早已不甚明了。那么这些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创作的作品是如何流失到市场上去的?它们经历了怎样的坎坷?对于市场上出现的“伪作”,其“真身”又收藏在哪里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一些专家。

    特殊年代,奇特命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近来引发纷争的“红色经典”作品大多集中创作于“文革”后一两年。如《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安明阳、车永仁、张永典3位画家于1977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纪念展耗时1年而创作的。又如2005年嘉德春拍上以286万元人民币高价拍出,招致原作者招炽挺、赵淑钦、王孝柏讨要说法的《向井冈山进军》,是1976年中国军事博物馆决定创作的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油画。而画家陈宁尔1976年为“庆祝粉碎四人帮”全国美术展览突击创作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也在2006年6月上演了一场“伪作”风波。

    据了解,当时很多作品在展览后并未回到画家手里。《向井冈山进军》原作曾一直在广州军区保存,据说是10多年前因为部队的文艺创作室要拆迁,整理仓库时被广东画院一位干部花4000元买走,后来又被转手并辗转至新加坡、日本等国,直到2005年出现在国内市场,作者才知晓。油画《伟大的战略决策》参展后曾收藏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如今已不知所踪。现在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不清楚油画的事情。《更喜岷山千里雪》则于1977年被拆了画框折叠起来运到了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双庆”全国美展,后来陈宁尔一直未再见到这幅作品。很多画家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到底收藏在哪里,也正因此,有些画家一直在苦苦地追寻自己的画作。早在20年前,陈宁尔就开始寻访,当时分管这部分工作的一些同志虽然帮助了解消息,但最终也没有结果。直至2006年看到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发现是伪作,又在北京到处奔波寻找自己的作品,但依然毫无所获。陈宁尔在寻找画作的过程中感到了无能为力。陈宁尔说,当年创作油画,无论是送到北京,还是交到浙江省美协,他都感到是一种荣耀,从没有跟组织上讨价还价,基本上是义务创作,但几十年过去了,辛辛苦苦创作的这些画自己却一幅都没有了。赵淑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和《向井冈山进军》这幅作品也有30年没有见面了,油画从10多年前被出卖,到高价成交,谁也没有主动告知他一声,心里很不是滋味。

    博物馆:一批作品无人认领

    “红色题材”的画作绝大部分存放于博物馆、纪念馆或美术馆中。据国家博物馆展览二部副主任王杰介绍,目前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有500多幅,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作品都有,还有一些是改革开放后的作品。收藏途径主要有4个:一是建馆之初党史基本陈列需要,组织画家创作的;二是“文革”后国家举行重大展览结束后留下的;三是委托创作,主要是根据博物馆需要与画家商量进行创作;四是从其它展览或是获奖作品中征集而来的。

    王杰说,当时国家举办的大型展览结束后,都会请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取回或是由主办方退还,但有很多作者没有来取或是主办方没有退还,由于没有交接手续,比较混乱。虽然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部分作品保存得很好,但仍有一些作品因各种原因难逃一劫。比如1976年地震时,一些作品被用白灰抹掉,当作建筑材料在空地上搭防震棚了,后来博物馆也抢救了一批这样的作品。在这些无人认领的作品中,有的是名副其实的“无名”作品,画被卷成了一卷,上面没有署名,在艺术史上也没有相关作品的介绍,查找起来相当困难。还有一些作品,由于受到当年“批黑画”事件的影响,画家就自己把作品处理掉了。如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就被他自己浸在水池中毁了,油彩都掉了,后来恢复名誉后他又重画了一幅。

    据了解,国家博物馆现在仍有一些无人认领的作品,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博将这些无人认领的作品进行了记录,向国家文物部门报批,并根据作品上的画家署名发去通知书,希望双方确认,也请求他们的谅解,签订协议,博物馆正式收藏,发给作者收藏证书和相应的稿酬。但由于有些画家已经去世了,或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回复的画家只有30%左右。在国家博物馆更名时,又准备重新发放证书,更正名称,登记造册,但进展不大。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保管人员告诉记者,纪念馆曾经收集了一批红色题材的画作,但由于保护环境的原因,有些常年存放在库房中的已经出现了斑点或油层剥落的情况。在展览室供游客参观的画作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出现了一些毁损。目前,馆里的这类画作大概有十来幅。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采访并不顺利。很多博物馆在听到这些问题后,都婉拒了记者或回避了话题。在博物馆中,曾经存放过多少红色题材的画作?是否收藏有无名作品或未登记的作品?我们很想得到一个较为确切的数字,却感到十分不容易。

    收藏机构:要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红色经典”作品多是画家接受任务,参与单位组织的创作班子创作的。当时,中央组织全国性的大型美术作品展览,会发文件到各省,由省里的美协或是艺术委员会等组织创作组。创作组中的每个画家上报选题,经过评审后开始创作,选题突出的一般会几个画家联手创作一些大幅的作品,作品完成后,由省里推荐到中央展出或进行全国巡展。大多情况下画家不跟随作品前往,这成为很多画作下落不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陈履生说,我国50年代以来,艺术没有市场,只有任务和责任。国家需要什么,艺术家就无条件地创造什么。大量的作品出版、展出以后,就归还给主办或展出单位了,并且没有一定的手续。当时画家的收藏观念也不强。这些画作多为公家单位保管收藏,但那时很多收藏保管单位显然没有规范化的管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邹跃进指出,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博物馆、美术馆的保存条件不行,人们没有看到这些画作在历史上的意义和文化价值,保护意识不足,馆员缺少专业的训练。

    黑龙江美协画家于美成现在还珍藏着一幅自己创作的《毛主席、周总理接见铁人王进喜》,如果不是他及时抢救,这幅画恐怕也早已毁坏了。于美成说,建国后红色题材的画作,国画保存的比较好,油画的处境就不很乐观。这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油画太大,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存放;另外当时大家对油画的价值也不是很了解,出版完书籍或画册后就觉得没什么价值了,不注重保存。于美成告诉记者,“文革”期间黑龙江省成立了红太阳展览馆,“文革”后又成立了毛主席革命实践创作组,在展览馆里集体创作了5幅油画,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铁人王进喜》外,还有《毛主席视察哈尔滨车辆厂》、《毛主席视察桦林橡胶厂》等,创作完成后,这些画均交给了出版社用于出版画册。由于当时更重视画册的出版,因此这几幅油画使用过后,又被送回了展览馆。当时,馆里并没有专人对这些画保管,后来其中几幅画被省文化厅取走,有的被挂在食堂里,有的则干脆就在室外放着,被雨都淋得脱了色,这些画后来也就没了消息。而那幅《毛主席、周总理接见铁人王进喜》则被放在展览馆里当作屏风使用。于美成看到后就将油画拿回自己家了。然而其它几幅现在都已经不知去向或被毁坏了。

    保管机制的不健全乃至缺失不仅使书画被毁坏,更容易导致书画被盗窃和因其它方式流失。陈宁尔气愤地指出,这些画的流失,跟个别工作人员的监守自盗也难脱干系。他告诉记者,去年上半年,“新浙派”写实人物画领军人物方增先先生有一幅此类题材的油画在香港拍卖,而这幅画曾存放于某省美协的仓库中。这幅画是怎么流失到拍市上去的呢?而他在“文革”后画的《毛家岭暴动》、《周恩来视察新安江》、《唤醒总理共庆功》、《朱德在太行山》等11幅历史题材的画作也均存放于那里,但现在却连一幅都找不到了,工作人员给他的答复是:这些画都霉掉了。

    由于一些曾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期的当事者有的已经退休多年,有的甚至早已过世,在几十年的变迁中,机构、人事等都变化很大,现在接手工作的人又大多不了解情况,这也使得我们的调查采访遇到很多困难。常常在刚刚得知一个线索后,经多方打探却又毫无结果,只得作罢,我们的调查采访也一度陷入困境。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对这些画作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的相关专家也并不多,而当年特殊的创作环境、特殊的创作机制和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为这些画作带来的诸多谜团以及遗留到现在的一些问题,仍有待人们去研究。还有,因为“红色题材”在拍市上的走红,也难免不为造伪作假者利用,根据当年画册杂志上的图片进行造假,因此,有关收藏单位重视整理这一时期的藏画,出版相关图录,举办展览,以利人们了解、研究、鉴别真伪,这是十分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