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英明

    砚,“研也”,又称砚台、砚田、墨池、墨海、墨盘。自古以来,砚的类别各异,品种繁多,从砚的质地可分为玉砚、银砚、铜砚、铁砚、陶砚、瓷砚、漆砚等,而最普遍、最实用的还是石砚。据《古今事物考》说:“自有书契,即有此砚。盖始于黄帝时也……”早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就在陶器上绘出了多种不同色彩的花纹和图案,颜料的细腻程度说明当时已有研磨颜料的工具。

    据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一批文物——毛笔、墨、墨书帛画、竹简来看,也说明当时应当有砚的存在。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古砚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方石砚。砚和研石都是由鹅卵石加工而成的,且砚和研石上面都有使用过的痕迹和墨迹。

    据东汉刘歆《西京杂记》上说:“以酒为书滴(用以磨墨),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冻。”但汉代的玉砚却非常少见,大多是石制的,也有陶制的。石砚用或圆而扁、或长而方的石料加工而成,且都附有研石。陶砚中多见的有山形和龟形两种。龟形砚造型极为生动,有直颈、屈颈、交颈多种,砚盖即为龟背,刻有仿生花纹。东汉时期还有一种兽形鎏金的铜砚。砚盖作兽身形,砚面部分由石片镶成,除兽身通体鎏金以外,还镶嵌着各种宝石、红珊瑚等,制作极为精巧美观,堪称汉砚中的珍品。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瓷砚逐渐增多,在造型上多为围以一圈蹄形足的圆形砚,砚面无釉,以便磨墨之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石雕砚,如河南洛阳晋墓出土的一块四角雕有龙头、卧虎、龟、蛇形状的石砚,砚底刻复莲一朵,雕工精细。

    到了隋唐,砚的取材种类及形状更为多样化。石砚、陶砚多为箕形,后部有两小足,与米芾《砚史》所说“有如凤字两足者”正相合。陶砚除三足圆形外,尚有多足的辟雍砚,圆拱如壁,四周有水槽可以盛水,取教化流行之意。同时唐代还烧制有三彩砚、澄泥砚。而在石砚上已经开始讲究对砚材的取舍,广东高要县的端石、安徽婺源县的歙石在此时多已被用来制砚。李贺《咏端砚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就是对此最好的描写。

    宋代普遍使用石砚,且多就地取材,形式也多种多样,同时值得重视的是,关于砚石石材和样式的专著在此时已经出现,这也是文人由对砚收藏逐渐变为对砚研究的开始。

    明代制砚除仍以端、歙石砚为人所宝重以外,澄泥砚、瓷砚、漆砚、铜砚等也有制作。另外,还有用木、铁做砚的。在砚上雕刻诗句、铭文已成风气,并有逐渐脱离实用,走向艺术审美的趋势。

    清代制砚工艺更为发展,砚材的品种、雕刻的技艺、形式的精巧以及砚匣的装潢,都十分考究。和明代一样,偏重审美的倾向仍然居于主要作用。

    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朋友处求得一方苏轼自用砚,该砚为椭圆鹅卵石随形砚,长径为12.5厘米,短径为8.5厘米,厚约1.5厘米,砚石色黑光滑,正面微凹,为长期使用所形成。背面正中用玉箸篆刻有“雪堂”二字,并在左下方刻有“水中灵母”和“眉山苏轼”的铭款。

    “雪堂”是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由苏轼所建,为其居住躬耕之所。王文浩在《苏诗总案》卷二十一中有这样的记载:“苏子瞻谪黄州,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葺堂五间。堂成于雪中,因绘雪于四壁,榜曰东坡雪堂。”故“雪堂”也成了苏轼的别号。“水中灵母”因原砚石为出水之物,故以为名之更觉贴切相应。同时因为此砚出水已近千年,故“灵母”两字有部分风化脱落,经同位素测定出水时间与流传年代大体相符,这也正好印证了此砚当为宋代苏轼原物的认定。“眉山苏轼”当为苏轼以地望记铭。

    苏轼嗜砚成癖的收藏爱好成为砚林的一段佳话。这一方面是因为身为文学家和书法家的他每得砚必为之作铭,现见其文集的砚铭就有近30首,而其“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的诗句更是脍炙人口,尽人皆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苏轼开始,作为书画用具的砚已经开始从对材质和制作工艺的审美走向了对其文化价值的重视与珍藏。同时伴随着宋代以后社会对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广泛兴起,苏轼、米芾等一大批文人用砚的艺术和文化价值也渐成为了历代收藏家所竞相追逐的至宝,这些珍贵的遗砚多收录于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明张应文的《清秘藏》、清《西清砚谱》及当今的《中华古砚》等鸿篇巨制之中,但民间偶藏或新近出土的佳砚则往往会给藏界以新的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在浙江余杭临平镇西安隐寺遗址出土了一方苏轼遗砚,该砚长17厘米,宽10厘米,高4厘米,为长方形抄手砚。在砚的左右两侧刻有记事铭文“元佑六年十月二十日,余自金陵归蜀道中,见渔者携一砚售人,余异而询之,□□得于海滨,余以五百缗置之,石质温润可爱,付迈以为书室之助”。虽砚铭与史料在时间上多有出入,但经朱家溍先生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从而也可以证明笔者这块“水中灵母”砚的价值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