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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著名画家董小明
本刊记者 康 伟
董小明是一个大忙人。
刚刚从丹麦举办完墨荷展回到深圳,马上就是承办2005年《中国艺术报》全国记者站工作会议;会议一结束,马上又召开会议协调即将在深圳召开的中国校园文学论坛和打工文学论坛;终于开完协调会来接受记者的采访,谈话过程中又是无数个电话打来,电话中商谈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而董小明所忙之事,似乎跟他画家的身份无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得最多的也是各种活动,他个人的创作反倒说得很少。但是董小明说,再忙也要画画,再忙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画家。他的最大愿望是,水墨这种传统的东方艺术,能够经过革新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今天的创新可能成为明天的传统
记者:水墨画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您作为一个生活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画家,对水墨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当代性是不是有一种焦虑?
董小明:今天,不仅是美术界,整个文艺界所面对的课题,始终是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矛盾,而创新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当代艺术家,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最好的出路是实践,艺术本身是创造性的劳动,只有在创造性的实践中,才能加深认识,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
记者:具体到水墨来说呢?
董小明:传统的水墨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现在是信息时代、知识爆炸的时代,社会生活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存在于这样环境中的水墨艺术就必须迎接挑战。但水墨是很特殊的艺术门类,以尊重传统为传统,因此在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它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记者:以尊重传统为传统的提法很有意思,但在今天看传统,是否可以说传统本身也是开放的?
董小明: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是辩证的、明确的。今天的传统是昨天的创新,今天的创新成果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传统。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艺术家一直都有这样的认识,今天,笔墨当随时代也是大部分艺术家的共识。没有创新,水墨画就会越来越衰落。一味说学习传统,而不理解历代艺术家的创新精神,是对传统片面的理解。当代水墨画家如果只是对传统的模仿,而没有创造有特色的艺术成果,那么他将来就与传统毫无关系。这不仅是我对个人艺术的认识,也是对当代中国画尤其是水墨的明确认识。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水墨作为东方文化的瑰宝,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记者:这是十分美好的蓝图。您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董小明:油画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经过几代艺术家的努力,中国油画已经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推动水墨画的革新,使它能够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这是今天的水墨艺术家弘扬传统文化的使命,而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反对传统。
不是模仿古人,就是模仿洋人,
就会成为最大的问题
记者:从水墨与都市、都市水墨到设计与水墨,这些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的策展理念很好地体现了您的上述观点,对于声誉日隆的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些策展理念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董小明: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如今已经举办了四届,但最初的源头是1988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水墨画展。当时我的考虑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世界上崛起,一些外国画廊展出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接触世界的机会,但中国的美术走向世界是被动的,我们当时举办这个展览,就是为了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日本艺术家希望第二届拿到日本去办,我们没有答应。我希望这个展览能够成为一个常设性机构,就算是出国去展览,也必须是我们自己主办。1992年,第二届国际水墨画展在深圳举行。通过深圳这个窗口,向世界展示了水墨画,也为深圳这座城市积累了文化含量。之后,有的地方想把这个展览拿过去办,但是我没有同意,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力量。结合深圳的城市功能,推动水墨传统的革新,推动水墨艺术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1998年,决定这个展览由深圳市政府主办,并正式更名为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
记者:也就是说,深圳这座城市对于水墨画,水墨画对于深圳这座城市相互之间有了内在的精神联系。
董小明:深圳走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前列,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城市建设的一个标本和典型,创造了人类城市化的奇迹。社会生活的创新轨迹和艺术创新的轨迹在这里形成交叉点。我们创作的最大责任就是创新,最大的特点就是时代感,与时代同步,这是必然的。离开了这点,就不是深圳的艺术家,就不是深圳的双年展。否则就算是人在深圳,也不是深圳的文化。与这一点相适应,水墨画就必须有新的表现手法、题材和观念。
2000年第二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我提出了“水墨与都市”的策展思路,这个主题使很多人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因为不画这个就参加不了展览。当然也有比较勉强的作品,比如有人就画了农民牵着牛进城。2002年第三届双年展进一步提出“都市水墨”,倡导画家全面表现城市的景观、人物、生活、情感、观念,风格也更多,通过这个展览推动水墨表现当代题材。2004年第四届双年展没有设立总主题,发展为“非水墨”、“非都市”。
记者:这一届的“设计水墨”引起了广泛关注。
董小明:我觉得艺术与设计在当代密不可分,并且越来越密切,他们的互相撞击,产生了艺术与设计的很多创新性成果。我的想法是,让最传统的水墨艺术与最现代的设计艺术撞击一下。我们向国际上最著名的、富有创造性成果的设计艺术大师发出了邀请,他们表现出很高的兴趣。但他们对设计水墨这个概念不是很明白,我就给每一个人寄了一个箱子,里面装着毛笔、宣纸、墨汁,他们就明白了是要用这些工具和材料来进行创作。全面展示年轻艺术家确有价值的探索成果的“水墨空间”环节,甚至引入了似乎与传统水墨毫不相干的装置与影像作品。“水墨都市”环节展示了国外几十个著名艺术家的创新成果。韩国现代水墨特展吸引了15位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水墨画家参展。
记者:国际上典型意义的双年展都体现了很强的探索性和前卫性。深圳双年展的这种变化,是不是也暗合了这个特点?
董小明:深圳双年展最初还是老中青几代艺术家的大团圆,现在依然如此,但它正在转型,水墨队伍在渐渐变化,反映当代题材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参展的国际艺术家越来越多。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有自己的当代艺术。如果我们不是模仿古人,就是模仿洋人,就会成为最大的问题,就不会产生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世界就不会承认你。另外,我们也选择真正具有深厚传统功夫的作品参加展览,如果不跟自己的文化传统结合,任何创新最终是没有价值的。国外的前卫艺术也有它自身的传统根基,并不是凭空而来。我也希望艺术家从不同角度探索水墨的特点和局限。既要认识、审视水墨的本质,又要正视自身的局限性,从而推动水墨的发展。双年展要体现一种革新精神,我希望是一种渐进的、团结大多数人共同前进的革新。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您提出了“都市山水画”的概念。
董小明:中国画创新是共识,但革新不光是画的问题,要有很多的思考,要找到明确的定位和实实在在的课题,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今天的城市是政治、文化、经济十分集中的地方。但水墨画长期回避城市,还在画远离生活的古人的境界。全世界都有风景画,既能表现自然,也能表现我们居住的环境,而中国画长期忽略这方面。办第一届城市山水画展览和研讨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各地很多著名画家参加,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有的说城市山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城市和山水是矛盾的。但这个展览推动了城市山水画的实践和研究。“深圳画家画深圳”活动是这个观念的具体艺术实践,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钱学森看了杂志上刊登的作品后说,这些作品表现了深圳的今天,值得提倡。
尺幅间的半亩方塘就是一个世界
记者:在这么多美术组织工作的后面,作为画家的董小明是消失了还是被遮蔽了?
董小明:我是画家,又是美术活动的策划者、管理者,美术创作与美术工作是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由于自己是画家,就能使美术组织管理工作具有艺术性,尊重艺术规律;由于从事美术组织管理工作,又使自己从中获得不少创作的营养。一些传媒的报道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比如有的批评说深圳双年展与普通受众的互动不够,而国际上双年展受众的参与是很广泛的。这也给我很大启发。
记者:那您如何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实现切换?
董小明:我努力处理好两个身份之间的关系。我的确感觉时间不够用,有时感觉走了很久却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但最根本的有一条,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劳动者,一个画家,就必须创造性地劳动。我基本上不是晚上画,而是夜里画,后者的意思是午夜之后。画画是我自身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段时间不画画,我就浑身不自在。
记者:您放弃自己学习的版画专业而转攻水墨,是否也是因为时间太少?
董小明:我是学版画的,但却一直没有搞版画的时间和条件。我因此成了水墨画家。
记者:为什么将荷花作为一个重要的创作题材?
董小明:荷花象征了清纯、美好、安宁的境界。每当夜深人静,独对墨荷,仿佛就是与自己对话,尺幅间的半亩方塘就是一个世界。我画了很多年,但没想过拿出去展览,有时朋友看了说很好,就拿去参加展览了。但这么多年来我只在国外搞个展,通过与外国同行和观众的交流,我发现水墨真的可以作为美好的东方艺术超越语言的限制而被世界所接受。
记者:您甚至将书法的元素纳入到了水墨画的创作当中,也将墨荷用油画颜料画到了画布上。您是传统的还是前卫的?
董小明:我始终在寻找传统水墨艺术与现代的契合点。很有意思的是,有人说我的东西很抽象,但也有人说我的作品很具象。我可能改变了传统水墨的图式和表现手法,增加了视觉上的感受。但关键的是要研究画的本身,要用更加冷静的头脑,研究水墨在当代应该具有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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