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　雨

    本刊曾经对以北京市房山区政府名义设立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向社会征集线索的活动进行过报道,目前此事又有了新进展。近日,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举行的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揭牌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公布了二战期间丢失的“北京人”化石清单,同时北京市房山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亚军还首次向社会公布了所收集到线索的相关细节。

    据刘亚军介绍,自7月2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热心人士提供的线索,通过对收集到的这些线索进行梳理、甄别,发现其中有4条比较重要。一是北京吴先生提供的,1985年贾兰坡院士请甘肃的古教授帮忙撰写自传,据古教授讲,他到日本的时候,在档案馆里复制了一份美军少校在远东军事法庭的证词录音,在录音里他讲了有关“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遗失的最直接的证词。二是北京任先生提供的,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的父亲以前是协和医院的医生,有一个头盖骨化石他拿回家了,现在埋在别人的房子里。三是北京刘先生提供的,他认识一个老革命家,手里有一个头盖骨,但不便留下老先生的电话、姓名和住址,可以联系和老先生见面。四是江西乌先生提供的,他说江西有一位121岁的老人,知道“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在国内,也知道在哪里。

    那么这些线索究竟有多大价值,寻找工作又进行得如何?就此问题,记者再次进行了相关采访。“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葛大鹏告诉记者,以上这4条线索,还没有对它们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实地考察工作也正在进行之中,因此它们的真伪还不能确定,至于能否就此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就更加难以预测了。目前,他们的工作已经进入到实地调查阶段,对于这4条和其它有必要进行走访的线索他们都事先制定了方案,并已陆续展开,一切工作都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之中。

    对于为何选择这4条线索首批向社会公布,葛大鹏解释说,其实他们对社会提供的每一条线索都十分重视,因此在对众多线索进行筛选的过程中并没有制定任何具体标准,而是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相对而言,一些能够指出具体时间、具体地点或是其它关键因素的线索,他们会更加留意一些,这次公布的几条线索就都如此。

    在揭牌仪式上,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教授周国兴以及贾兰坡长子兼生前秘书贾彧彰等顾问颁发了聘书。那么对于以上线索,这些专家的意见又如何呢?

    贾彧彰认为,凭借着他的直觉,通过这些线索寻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可能性不太大。此次公布的线索中有一条涉及到了贾兰坡院士,对此贾彧彰说:“线索中提到我父亲的名字也不能代表这条线索就会有特别的价值,而且我对于父亲请人写自传这件事的具体情况也不太清楚,因此对于这条线索我现在还无法做出具体判断。”同时,他还指出,现在提供的有些线索根本就是空穴来风,毫无依据,因此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重点还应当放在原有线索上,从北京协和医院保险库这个公认的丢失源头进行追查。

    记者还通过电话采访了正在外地出差的周国兴,他也认为这些线索的价值不是很大。他说:“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上就曾谈到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丢失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在战火中散失各地的,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转移美国途中丢失的。一位当时在协和医院工作、护送“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军医就曾提到过,他随美国海军陆战队到达秦皇岛后被日军俘虏,放有各种物品的箱子都被拿去了,后来日军归还了一些,但他发现他存放在箱子中用来教学的头骨标本不见了,这说明那些箱子曾经被人打开过,而当时归还的还有其它几个箱子,但他没有打开,后来寄存在天津,解放后经过调查得知,这些箱子中并没有人类化石。因此,种种迹象表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当不会在国内,而在日本的可能性比较大。根据我的判断现在有些线索不太可靠的。”

    葛大鹏还向记者透露,现在他们马上要奔赴河南,有人提供线索说那里有一位老人年轻当兵时曾经参与截获过一辆日军运输车,并将车上的货物埋在了附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就在其中,而且这位老人每年还都会去当年的埋藏地看一看。本刊将继续关注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