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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谢画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我七十岁。正月初五日,惊悉我的得意门人瑞光和尚死了,他是光绪四年戊寅正月初八日生的,享年五十五岁。他的画,一生专摹大涤子,拜我为师后,常来和我谈画,自称学我的笔法,才能画出大涤子的精意。我题他的画,有句说:“画水勾山用意同,老僧自道学萍翁。”我对于大涤子,本也生平最所钦服的,曾有诗说:“下笔谁教泣鬼神,二千余载只斯僧。焚香愿下师生拜,昨夜挥毫梦见君。”我们两人的见解,原是并不相背的。他死了,我觉得可惜得很,到莲花寺里去哭了他一场,回来仍是郁郁不乐。我想,人是早晚要死的,我已是七十岁的人了,还有多少日子可活!这几年,卖画教书,刻印写字,进款却也不少,风烛残年,很可以不必再为衣食劳累了,就自己画了一幅《息肩图》,题诗说:“眼看朋侪归去拳,哪曾把去一文钱。先生自笑年七十,挑尽铜山应息肩。”可是画了此图,始终没曾息肩,我劳累了一生,靠着双手,糊上了嘴,看来,我是要劳累到死的啦!
自辽沈沦陷后,锦州又告失守,战火迫近了榆关、平津一带,人心浮动,富有之家,纷纷南迁。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有的送我些礼物,有的约我去吃饭,还有请我去照相,目的是想白使唤我,替他们拼命去画,好让他们带回国去赚钱发财。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七十岁的年纪了。因此在无办法中想出一个办法:把大门紧紧地关上,门里头加上一把大锁,有人来叫门,我先在门缝中看清是谁,能见的开门请进,不愿见的,命我的女仆,回说“主人不在家”,不去开门,他们也就无法进来,只好扫兴地走了。这是不拒而拒的妙法,在他们没有见着我之时,先给他们一个闭门羹,否则,他们见着了我,当面不便下逐客令,那就脱不掉许多麻烦了。冬,因谣言甚炽,门人纪友梅有东交民巷租的房子,邀我去住,我住了几天,听得局势略见缓和,才又回了家。
我早年跟胡沁园师学的是工笔画,从西安归来,因工笔画不能畅机,改画大写意。所画的东西,以日常能见到的为多,不常见的,我觉得虚无缥缈,画得虽好,总是不切实际。我题画葫芦诗说:“几欲变更终缩手,舍真作怪此生难。”不画常见的而去画不常见的,那就是舍真作怪了。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有句说:“写生我懒求形似,不厌声名到老低。”所以我的画,不为俗人所喜,我亦不愿强合人意,有诗说:“我亦人间双妙手,搔人痒处最为难。”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又曾说过:“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朝诸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因之,我就常说:“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赞同我这见解的人,陈师曾是头一个,其余就算瑞光和尚和徐悲鸿了。我画山水,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五十岁后,懒于多费神思,曾在润格中订明不再为人画山水,在这二十年中,画了不过寥寥几幅。本年因你给我编印诗稿,代求名家题词,我答允各作一图为报,破例画了几幅,如给吴北江(闿生)画的《莲池讲学图》,给杨云史(圻)画的《江山万里楼图》,给赵幼梅(元礼)画的《明灯夜雨楼图》,给宗子威画的《辽东吟馆谈诗图》,给李释堪(宣倜)画的《握兰簃填词图》,这几幅图,我自信都是别出心裁经意之作。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我七十一岁。你给我编的《白石诗草》八卷,元宵节印成,这件事,你很替我费了些心,我很感谢你的。我在戊辰年印出的《借山吟馆诗草》,是用石版影印我的手稿,从光绪壬寅到民国甲寅十二年间所作,收诗很少。这次的《白石诗草》,是壬寅以前和甲寅以后作的,曾经樊樊山选定,又经王仲言重选,收的诗比较多。我题词说:“诽誉百年谁晓得,黄泥堆上草萧萧。”我的诗,写我心里头想说的话,本不求工,更无意学唐学宋,骂我的人固然很多,夸我的人却也不少。从来毁誉是非,并时难下定论,等到百年以后,评好评坏,也许有个公道,可是我在黄土垅中,已听不见、看不着的了。谈到文学知己,倒也常常遇着,就说住在苏州的吴江金松岑(天翮)吧,经你介绍,我开始和他通讯。最近你受人之托,求他作传,他回信拒绝,并说:像齐白石这样的人,才不辱没他的文字。他这样看重我,我读了他给你的信,真是感激之余,喜极欲涕。我把一生经历,说给你听,请你笔录下来,寄给他替我做传记的资料。
我的刻印,最早是走的丁龙泓、黄小松一路,继得《二金蝶堂印谱》,乃专攻赵叔的笔意。后见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又见三公山碑,篆法也为之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光绪三十年(甲辰)以前,摹丁、黄时所刻之印,曾经拓存,湘绮师给我作过一篇序。民国六年(丁巳),家乡兵乱,把印拓全部失落,湘绮师的序文原稿,藏在墙壁内,幸得保存。十七年(戊辰),我把丁巳后在北京所刻的,拓存四册,仍用湘绮师序文,刊在卷前,这是我定居北京后第一次拓存的印谱。本年我把丁巳以后所刻三千多方印中,选出二百三十四印,用朱砂泥亲自重行拓存。内有因求刻的人促迫取去,只拓得一二页,制成锌版充数的。此次统都剔出,另选我最近所刻自用的印加入,凑足原数,仍用湘绮师原序列于卷首,这是我在北京第二次所拓的印谱。又因戊辰年第一次印谱出书后,外国人购去印拓二百方,按此二百方,我已无权再行复制,只得把庚午、辛未两年所刻的拓本,装成六册,去年今年刻的较少,拓本装成四册,合计十册,这是我第三次拓的印谱。
三月,见报载,日军攻占热河,平津一带深受威胁,人心很感恐慌。五月,《塘沽协定》成立,华北主权,丧失殆尽。春夏间,北平谣诼繁兴,我承门人纪友梅的关切,邀我到他的东交民巷寓所去避居,我在他那里,住了二十来天,听说风声松了一点,承尊公厚意见招,又到你家张园小住。前年我画的那幅《多虾图》,仍在借山居的墙上挂着,我补题了几句:“星塘,予之生长处也。春水涨时,多大虾,予少小时,以棉花为饵,戏钓之。今越六十余年,故予喜画虾,未除儿时嬉弄气耳。今次溪仁弟于燕京江擦门内买一园,名曰张园,园西有房数间,分借与予,为借山居。予画此,倩(请)吾贤置之借山居之素壁。”八月十三日你的佳期,是我同吴北江两人证婚。你的夫人徐肇琼,画蝴蝶很有点功力,你怂恿她拜在我门下,“人之患好为人师”,既然贤伉俪出于一片至诚,我也就受之不辞了。
冬十二月二十三日,是我祖母马孺人一百二十岁冥诞之期。我祖母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二月十九日逝世,至今已过了三十二个周年了。她生前,我没有多大力量好好地侍奉,至今觉得遗憾得很。现在逢到她的冥诞,又是百二十岁的大典,理应竭我绵薄,稍尽寸心。那天在家,延僧诵经,敬谨设祭。到了夜晚,焚化冥镪时,我另写了一张文启,附在冥镪上面,一起焚掉。文启说:“祖母齐母马太君,今一百二十岁,冥中受用,外神不得强得。今长孙年七十一矣,避匪难,居燕京,有家不能归,将至死不能扫祖母之墓,伤心哉!”想起千里游子,远别故乡庐墓,望眼天涯,黯然魂销。况我垂暮之年,来日苦短,旅怀如织,更是梦魂难安。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我七十二岁。我在光绪二十年(甲午)三十二岁时,所刻的印章,都是自己的姓名,用在诗画方面的而已。刻的虽不多,收藏的印石,却有三百来方,我遂自名为“三百石印斋”。至民国十一年(壬戌)我六十岁时,自刻自用的印章多了,其中十分之二三,都是名贵的佳石。可惜这些印石,留在家乡,在丁卯、戊辰两年兵乱中,完全给兵匪抢走,这是我生平莫大的恨事。民国十六年(丁卯)以后,我没曾回到家乡去过,在北平陆续收购的印石,又积满了三百方,三百石印斋倒也仍是名副其实,只是石质却没有先前在家乡失掉的好了。上年罗祥止来,向我请教刻印的技法,求我当场奏刀。我把所藏的印石,一边刻给他看,一边讲给他听。祥止说:听我的话,如闻霹雳;看我挥刀,好像呼呼有风声。佩服得了不得,非要拜我为师不可,我就只好答允,收他为门人了。本年又有一个四川籍的友人,也像祥止那样,屡次求我刻给他看,我把指示祥止的技法,照样地指示他。因此,从去年至今,不满一年的时间,把所藏的印石,全数刻完,所刻的印章,连以前所刻,又超过了三百之数,就再拓存下来,留示我子孙。
我刻印,同写字一样。写字,下笔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决不回刀。我的刻法,纵横各一刀,只有两个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去一刀,回一刀,纵横来回各一刀,要有四个方向。篆法高雅不高雅,刀法健全不健全,懂得刻印的人,自能看得明白。我刻时,随着字的笔势,顺刻下去,并不需要先在石上描好字形,才去下刀。我的刻印,比较有劲,等于写字有笔力,就在这一点。而且写字可以对客挥毫,我刻印也可以对客奏刀。常见他人刻石,来回盘旋,费了很多时间,就算学得这一家那一家的,但只学到了形似,把神韵都弄没了,貌合神离,仅能欺骗外行而已。他们这种刀法,只能说是蚀削,何尝是刻印。老实说,真正懂得是刻的,能有多少人?不过刻与削,决不相同,明眼人也可一望而知,正如鱼目不可混珠,是一样的道理。我常说: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的呢?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宝珠又生了男孩,取名良年,号寿翁,乳名小翁子,这是我的第六子,宝珠生的第三子。
重归故里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我七十三岁。本年起,我衰败之象叠出,右半身从臂膀到腿部,时时觉得酸痛,尤其可怕的,是一阵阵的头晕,请大夫诊治了几次,略略似乎好些。阳历四月一日,即阴历二月二十八日,携同宝珠南行。三日午刻到家,我的孙辈外孙辈和外甥等,有的已二十往外的人了,见着我面,都不认识。我离家快二十年了,住的房子,没有损坏,还添盖了几间,种的果木花卉,也还照旧,山上的树林,益发地茂盛。我长子良元,时年四十七岁,三子良琨,时年三十四岁,兄弟俩带头,率领着一家子大大小小,把家务整理得有条有理,这都是我的好子孙哪!只有我妻陈春君,瘦得可怜,她今年已七十四岁啦。我在茹家冲家里,住了三天,就同宝珠动身北上。我别家时,不忍和春君相见。还有几个相好的亲友,在家坐待相送,我也不使他们知道,悄悄地离家走了。十四日回到了北平。这一次回家,祭扫了先人的坟墓,我日记上写道:“乌乌私情,未供一饱;哀哀父母,欲养不存。”我自己刻了一颗“悔乌堂”的印章,怀乡追远之念,真是与日俱增的啊!
我因连年时局不靖,防备宵小觊觎,对于门户特别加以小心。我的跨车胡同住宅,东面临街,我住在里院北屋,廊子前面,置有铁制的栅栏,晚上拉开,加上了锁,严密得多了。阴历六月初四日上午寅刻,我听得犬吠之声,聒耳可厌,亲自起床驱逐。走得匆忙了些,脚骨误触铁栅栏的斜撑,一跤栽了下去,整个身体都落了地,声音很大,我觉着痛得难忍。宝珠母子,听见我呼痛之声,急忙出来,抬我上床,请来正骨大夫,仔细诊治,推拿敷药,疼痛稍减。但是腿骨的筋,已长出一寸有零,随骨脱了骱,公母骨错开了不相交,几乎成了残疾。我跌倒的地方,原有铁凳一只,幸而在前几天,给宝珠搬到别处去了,否则这一跤栽了下去,不知重伤到什么程度,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我病中,起初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慢慢地可以活动些了,但穿衣着鞋,仍得有人扶持,宝珠殷勤照料,日夜不懈,真是难得。我养了一百多天,才渐渐地好了。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我七十四岁。阴历三月初七日,清明节的前七天,尊公邀我到张园,参拜袁督师崇焕遗像。那天到的人很多,记得有陈散原、杨云史、吴北江诸位。吃饭的时候,我谈起:“我想在西郊香山附近,觅一块地,预备个生圹。前几年,托我同乡汪颂年(诒书),写过‘处士齐白石之墓’七个大字的碑记。墓碑有了,墓地尚无着落,拟恳诸位大作家,俯赐题词,留待他日,俾光泉壤。”当时诸位都允承了,没隔几天,诗词都寄了来,这件事,也得感谢你贤父子的。
入川游景
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春初,寄来快信,说:蜀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不可不去玩玩。接着又来电报,欢迎我去。宝珠原是出生在四川的,很想回娘家去看看,遂于阳历四月二十七日,即阴历闰三月初七日,同宝珠带着良止、良年两个孩子,离平南下。二十九夜,从汉口搭乘太古公司万通轮船,开往川江。五月一日黄昏,过沙市。沙市形势,很有些像湘潭,沿江有山嘴拦挡,水从江中流出,江岸成弯形,便于泊船。四日未刻,过万县,泊武陵。我心病发作,在船内很不舒适,到夜半病才好了。五日酉刻,抵嘉州。宝珠的娘家,在转斗桥胡家冲,原是酆都县属,但从嘉州登岸,反较近便。我们到了宝珠的娘家,住了三天,我陪她祭扫她母亲的坟墓,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有诗说:“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月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
十一日到重庆。十五日宿内江。十六日到成都,住南门文庙后街。认识了方鹤叟旭。那时,金松岑、陈石遗都在成都,本是神交多年,此次见面,倍加亲热。松岑面许给我撰作传记,叫我回平后跟你商量,继续笔录我一生经历,寄给他作参考。(次溪按:金松岑丈是年有信寄给我,也曾谈及此事。)我在国立艺院和私立京华美专教过的学生,在成都的,都来招待我,有的请我吃饭,有的陪我去玩。安徽人开的胡开文笔墨庄,有一个跑外伙友,名叫陈怀卿,跟着我的学生,也称我作老师。七月二十七日,我牙痛甚剧。我当口的两牙,左边的一个,早已自落,右边的一个,摇摇欲坠,亦已三年。因为想起幼龄初长牙时,我祖父祖母和我父亲母亲,喜欢得了不得,说:“阿芝长牙了!”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常说起这句话,我至今还没忘掉。当初他们这样地喜见其生,我老来怎忍轻易地把它拔去呢?所以我忍着疼痛,一直至今。此次这只作痛的病牙,横斜活动,进食很不方便,不吃东西时,亦痛得难忍,迫不得已,只可拔落,感念幼年,不禁流泪。
川中山水之佳,较桂林更胜一筹。我游过了青城、峨嵋等山,就辞别诸友,预备东返。门生们都来相送。我记得俗谚有“老不入川”这句话,预料此番出川,终我之生,未必会再来的了。我留别门生的诗,有句云:“蜀道九千年八十,知君不劝再来游”,就是这个意思。八月二十五日离成都,经重庆、万县、宜昌,三十一日到汉口。住在朋友家,因腹泻耽了几天。九月四日,乘平汉车北行,五日到北平,回家。有人问我:“你这次川游,既没有做多少诗,也没有作什么画,是不是心里有了不快之事,所以兴趣毫无了呢?”我告诉他说:“并非如此!我们去时是四个人,回来也是四个人,心里有什么不快呢?不过四川的天气,时常浓雾蔽天,看山是扫兴的。”我背了一首《过巫峡》的诗给他听:“怒涛相击作春雷,江雾连天扫不开。欲乞赤乌收拾尽,老夫原为看山来。”俗谚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四川的天时地理,确有这样的情形。
深居简出
民国二十六(丁丑·一九三七),我七十七岁。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说:“在丁丑年,脱丙运,交辰运。辰运是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壬午三月十二日脱。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运,辰与八字中之戌相冲,冲开富贵宝藏,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又说:“交运时,可先念佛三遍,然后默念辰与酉合若干遍,在立夏以前,随时均宜念之。”又说:“十二日戌时,是交辰运之时,属龙属狗之小孩宜暂避,属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类。”念佛,带金器,避见属龙属狗属牛羊的人,我听了他话,都照办了。我还在他批的命书封面,写了九个大字:“十二戌刻交运大吉”。又在里页,写了几行字道:“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从丁丑年起,我就加了两岁,本年就算七十七岁了。
二月二十七日,即阴历正月十七日,宝珠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良尾,生了没有几天,就得病死了。这个孩子,生得倒还秀丽,看样子不是笨的,可惜是昙花一现,像泡沫似地一会儿就幻灭了。七月七日,即阴历五月二十九日,那天正交小暑节,天气已是热得很。后半夜,日本军阀在北平广安门外芦沟桥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芦沟桥在当时,是宛平县的县城,城虽很小,却是一个用兵要地,俨然是北平的屏障,失掉了它,北平就无险可守了。第二天,是阴历六月初一日,早晨见报,方知日军蓄意挑衅,事态有扩大可能。果然听到西边“嘭、嘭、嘭”的好几回巨大的声音,乃是日军轰炸了西苑。接着南苑又炸了,情势十分紧张。过了两天,忽然传来讲和的消息。但是,有一夜,广安门那边,又有“啪、啪、啪”的机枪声,闹了大半宵。如此停停打打,打打停停,闹了好多天。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即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北平天津相继都沦陷了。前几天所说的讲和,原来是日军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的一种诡计。我们的军队,终于放弃了平津,转向内地而去。这从来没曾遭遇过的事情,一旦身临其境,使我胆战心惊,坐立不宁。怕的是:沦陷之后,不知要经受怎样的折磨,国土也不知哪天才能光复,那时所受的刺激,简直是无法形容。我下定决心,从此闭门家居,不与外界接触,艺术学院和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两处的教课,都辞去不干了。亡友陈师曾的尊人散原先生于九月间逝世,我做了一副挽联送了去,联道:“为大臣嗣,画家爷,一辈作诗人,消受清闲原有命;由南浦来,西山去,九天入仙境,乍经离乱岂无愁。”下联的末句,我有说不尽的苦处,含蓄在内。我因感念师曾生前对我的交谊,亲自到他尊人的灵前行了个礼,这是我在沦陷后第一次出大门。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我七十八岁。瞿兑之来请我画《超览楼禊集图》,我记起这件事来了!前清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是清明后两天,我在长沙,王湘绮师约我到瞿子玖家超览楼去看樱花、海棠,命我画图,我答允了没有践诺。兑之是子玖的小儿子,会画几笔梅花,曾拜尹和伯为师,画笔倒也不俗。他请我补画当年的禊集图,我就画了给他,了却一桩心愿。六月二十三日,即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宝珠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第七子,宝珠生的第四子。我的日记上写道:“二十六日寅时,钟表乃三点二十一分也。生一子,名曰良末,字纪牛,号耋根。此子之八字:戊寅,戊午,丙戌,庚寅,为炎上格,若生于前清时,宰相命也。”我在他的命册上批道:“字以纪牛者,牛,丑也,记丁丑年怀胎也。号以耋根者,八十为耋,吾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也。”十二月十四日,孙秉声生,是良迟的长子。良迟是我的第四子,宝珠所生的第一子。今年十八岁,娶的是献县纪文达公后裔纪彭年的次女。宝珠今年三十七岁,已经有了孙子啦,我们家,人丁可算兴旺哪!美中不足的是:秉声生时,我的第六子良年,乳名叫作小翁子的,病得很重,隔不到十天,十二月二十三日死了,年才五岁。这孩子很有点夙根,当他三岁时,知识渐开,已能懂得人事,见到爱吃的东西,从不争多论少,也不争先恐后,父母唤他才来,分得的还要留点给父母。我常说:“孔融让梨,不能专美于前。我家的小翁子,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不料我有厚望的孩子,偏偏不能长寿,真叫我伤心!又因国难步步加深,不但上海、南京,早已陷落,听说我们家乡湖南,也已沦入敌手,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心绪恶劣万分,我的日记《三百石印斋纪事》,无意再记下去,就此停笔了。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我七十九岁。二十九年(庚辰·一九四○),我八十岁。自己丑年北平沦陷后,这三年间,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还,但是登我门求见的人,非常之多。敌伪的大小头子,也有不少来找我的,请我吃饭,送我东西,跟我拉交情,图接近,甚至要求我跟他们一起照相,或是叫我去参加什么盛典,我总是婉辞拒绝,不出大门一步。他们的任何圈套,都是枉费心机。我怕他们纠缠不休,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干脆在大门上贴一张条,写了十二个大字:“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我原来是确实有点心脏病的,并不严重,就借此为名,避免与他们接近。“心病”两字,另有含义,我自谓用得很是恰当。只因物价上涨,开支增加,不靠卖画刻印,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在纸条上,补写了几句:“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那时,囤积倒把的奸商,非常之多,他们发了财,都想弄点字画,挂在家里,装装门面,我的生意,简直是忙不过来。二十八年己卯年底,想趁过年的时候,多休息几天,我又贴出声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先来之凭单退,后来之凭单不接。”过了年,二十九年庚辰正月,我为了生计,只得仍操旧业,不过在大门上,加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告白,说:“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这里头所说的“官入民家,主人不利”的话,是有双关意义的。我还声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像(相)。”在绝止减画价的下面,加了小注:“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圆,每圆加二角。”另又声明:“卖画不论交情,君子自重,请照润格出钱。”我是想用这种方法,拒绝他们来麻烦的。还有给敌人当翻译的,常来讹诈,有的要画,有的要钱,有的软骗,有的硬索,我在墙上,又贴了告白,说:“切莫代人介绍,心病复作,断难报答也。”又说:“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这些字条,日军投降后,我的看门人尹春如,从大门上揭了下来,归他保存。春如原是清朝宫里的太监,分配到肃王府,清末,侍候过肃亲王善耆的。
爱妻离世
二月初,得良元从家乡寄来快信,得知我妻陈春君,不幸于正月十四日逝世,寿七十九岁。春君自十三岁来我家,熬穷受苦,从无怨言。二十岁上跟我圆了房,这漫长岁月之间,重堂侍奉,儿女养育,家务撑持,避乱迁移,都是由她担负,使我免去内顾之忧。我定居北平,恐我客中寂寞,为我聘了宝珠,随侍照料。宝珠初生孩子,恐其年轻不善抚育,亲自接了过去,昼则携抱,夜则同睡,嘘拂爱护,如同己出。我在北平,卖画为活,北来探视,三往三返,不辞跋涉。相处六十多年,我虽有恒河沙数的话,也难说尽贫贱夫妻之事,一朝死别,悲痛刻骨,泪哭欲干,心摧欲碎,做了一副挽联:“怪赤绳老人,系人夫妻,何必使人离别;问黑面阎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团圆。”又做了一篇祭文,叙说我妻一生贤德,留备后世子孙,观览勿忘。良元信上还说,春君垂危之时,口嘱儿孙辈,慎侍衰翁,善承色笑,切莫使我生气。我想:远隔千里,不能当面诀别,这是她一生最后的缺恨,叫我用什么方法去报答她呢?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多年,雕虫小技,天下知名,所教的门人弟子,遍布南北各省,论理,应该可以自慰的了,但因亲友故旧,在世的已无多人,贤妻又先我而去,有家也归不得,想起来,就不免黯然销魂了。我派下男子六人,女子六人,儿媳五人,孙曾男女共四十多人,见面不相识的很多。人家都恭维我多寿多男,活到八十岁,不能说不多寿;儿女孙曾一大群,不能说不多男;只是福薄,说来真觉惭愧。
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我八十一岁。宝珠随侍我二十多年,勤俭柔顺,始终不倦,春君逝世后,很多亲友,劝我扶正,遂于五月四日,邀请在北平的亲友二十余人,到场作证。先把我一生劳苦省俭,积存下来的一点薄产,分为六股,春君所生三子,分得湖南家乡的田地房屋,宝珠所生三子,分得北平的家屋现款,春君所生的次子良黼,已不在人世,由次儿媳同其子继承。立有分关产业字据,六人各执一份,以资信守。分产竣事后,随即举行扶正典礼,我首先郑重声明:“胡氏宝珠立为继室!”到场的二十多位亲友,都签名盖印。我当着亲友和儿孙等,在族谱上批明:“日后齐氏续谱,照称继室。”宝珠身体瘦弱,那天十分高兴,招待亲友,直到深夜,毫无倦累神色。隔不多天,忽有几个日本宪兵,来到我家,看门人尹春如拦阻不及,他们已直闯进来,嘴里说着不甚清楚的中国话,说是“要找齐老头儿”。我坐在正间的藤椅子上,一声不响,看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他们问我话,我装聋好像一点都听不见,他近我身,我只装没有看见,他们叽哩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也就没精打采地走了。事后,有人说:“这是日军特务,派来吓唬人的。”也有人说:“是几个喝醉的酒鬼,存心来捣乱的。”我也不问其究竟如何,只嘱咐尹春如,以后门户要加倍小心,不可再疏忽,吃此虚惊。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我八十二岁,在七八年前,就已想到:我的岁数,过了古稀之年,桑榆暮景,为日无多,家乡辽远,白云在望,生既难还,死亦难归。北平西郊香山附近,在万安公墓,颇思预置生圹,备作他日葬骨之所,曾请同乡老友汪颂年写了墓碑,又请陈散原、吴北江、杨云史诸位题词做纪念。只是岁月逡巡,因循坐误,香山生圹之事,未曾举办。二十五年丙子冬,我又想到埋骨在陶然亭旁边,风景既幽美,地点又近便,复有香冢、鹦鹉冢等著名胜迹,后人凭吊,倒也算得佳话。知道你曾替人成全过,就也托你代办一穴,可惜你不久离平南行,这事停顿至今。上年年底,你回平省亲,我跟你谈起旧事,承你厚意,和陶然亭慈悲禅林的住持慈安和尚商妥,慈安愿把亭东空地一段割赠,这真是所谓“高谊如云”的了。正月十三日,同了宝珠,带着幼子,由你陪去,介绍和慈安相晤,谈得非常满意。看了看墓地,高敞向阳,苇塘围绕,确是一块佳域。当下定议。我填了一阙《西江月》的词,后边附有跋语,说:“壬午春正月十又三日,余来陶然亭,住持僧慈安赠妥坟地事,次溪侄,引荐人也,书于词后,以记其事。”但因我的儿孙,大部分都在湖南家乡,万一我死之后,他们不听我话,也许运柩回湘,或是改葬他处,岂不有负初衷,我写一张委托书交你收存,免得他日别生枝节。这样,不仅我百年骸骨,有了归宿,也可算是你我的一段生死交情了。(次溪按:老人当时写的委托书说:“百年后埋骨于此,虑家人不能遵,以此为证。”)
那年,我给你画的《萧寺拜陈图》,自信画得很不错。你请人题的诗词,据我看:傅治芗岳芬题的那首七绝,应该说是压卷。我同陈师曾的交谊,你是知道的,我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师曾的尊人散原先生在世时,记得是二十四年乙亥的端午节左右,你陪我到姚家胡同去访问他,请他给我做诗集的序文,他知道了我和师曾的关系,慨然应允。没隔几天,序文就由你交来。我打算以后如再刊印诗稿,陈、樊二位的序文,一起刊在卷前,我的诗稿,更可增光得多了。我自二十六年丁丑六月以后,不出家门一步,只在丁丑九月,得知散原先生逝世的消息,破例出一次门,亲自去拜奠。他灵枢寄存在长椿寺,我也听人说起过,这次你我同到寺里去凭吊,我又破例出门了。(次溪按:散原太世丈逝世时,我远客江南,壬午春,我回平,偶与老人谈及,拟往长椿寺祭拜,老人愿偕往,归后,特作《萧寺拜陈图》给我,我征集题词很多。傅治芗丈诗云:“盖世一棺存,岁瓣心香款寺门。彼似沧洲陈太守,重封马鬣祭茶村。”老人谓着墨无多,而意味深长,此图此诗,足可并垂不朽。)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我八十三岁。自从芦沟桥事变至今,已过去了六个年头,天天提心吊胆,在忧闷中过着苦难日子。虽还没有大祸临身,但小小的骚扰,三头两天总是不免。最难应付的,就是假借买画的名义,常来捣乱。我这个八十开外的老翁,哪有许多精力,同他们去作无谓周旋。万不得已,从癸未年起,我在大门上,贴了四个大字:“停止卖画。”从此以后,无论是南纸店经手,或朋友们介绍,一概谢绝不画。家乡方面的老朋友,知道我停止卖画,关心我的生活,来信问我近况。我回答他们一首诗,有句云:“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我是宁可挨冻受饿,决不甘心去取媚那般人的。我心里正在愁闷难遣的时候,偏偏又遭了一场失意之事:十二月十二日,继室胡宝珠病故,年四十二岁。宝珠自十八岁进我家门,二十多年来,善事我的起居,寒暖饿饱,刻刻关怀。我作画之时,给我理纸磨墨,见得我的作品多了,也能指出我笔法的巧拙,市上冒我名的假画,一望就能辨出。我偶或有些小病,她衣不解带地昼夜在我身边,悉心侍候。春君在世时,对她很是看重,她也处处不忘礼节,所以妻妾之间,从未发生龃龉。我本想风烛之年,仗她护持,身后之事,亦必待她料理,不料她方中年,竟先衰翁而去,怎不叫我洒尽老泪,犹难抑住悲怀哩!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一九四四),我八十四岁。我满怀积忿,无可发泄,只有在文字中,略吐不幸之气。前年朋友拿他所画的山水卷子,叫我题诗,我信笔写了一首七绝,说:“对君斯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我这诗很有感慨。我虽停止卖画,但作画仍是天天并不间断,所作之画,分给儿女们保存。我画的《鸬鹚舟》,题诗道:“大好江山破碎时,鸬鹚一饱别无知。渔人不识兴亡事,醉把扁舟系柳枝。”我题门生李苦禅画的《鸬鹚鸟》,写过一段短文道:“此食鱼鸟也,不食五谷鸬鹚之类。有时河涸江干,或有饿死者,渔人以肉饲其饿者,饿者不食。故旧有谚云:鸬鹚不食鸬鹚肉。”这是说汉奸们同鸬鹚一样的“一饱别无知”,但“鸬鹚不食鸬鹚肉”,并不自戕同类,汉奸们对之还有愧色哩。我题《群鼠图》诗:“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炸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又题画《螃蟹》诗:“处处草泥乡,秆行到何方好!作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我见敌人的泥死何足惜,拼脚愈陷愈深,深,暮途穷,就在眼前,所以拿老鼠和螃蟹来讽刺它的。有人劝我蝗哲保身,不必这样露骨地讽刺。我想:残年遭乱,着一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六月七日,忽然接到艺术专科学校的通知,叫我去领配给煤。艺专本已升格为学院,沦陷后又降为专科学校。那时各学校的大权,都操在日籍顾问之手,各学校里,又都聘有日文教员,也是很有权威,人多侧目而视。我脱离艺校,已有七年,为什么凭空给我这份配给煤呢?其中必有原因,我立即把通知条退了回去,并附了一封信道:“顷接艺术专科学校通知条,言配给门头沟煤事。白石非贵校之教职员,贵校之通知错矣。先生可查明作罢论为是。”煤在当时,固然不易买到,我齐白石又岂是没有骨头、爱贪小便宜的人,他们真是错看了人哪!朋友因我老年无人照料,介绍一位夏文珠女士来任看护,那是九月间事。
战后复出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我八十五岁。三月十一日,即阴历正月二十七日,我天明复睡,得了一梦:立在余霞峰借山馆的晒坪边,看见对面小路上有抬殡的过来,好像是要走到借山馆的后面去。殡后随着一口没有上盖的空棺,急急地走到殡前面,直向我家走来。我梦中自想,这是我的棺,为什么走得这样快?看来我是不久人世了。心里头一纳闷,就惊醒了。醒后,愈想愈觉离奇,就做了一副自挽联道:“有天下画名,何若忠臣孝子;无人间恶相,不怕马面牛头。”这不过无聊之极,聊以解嘲而已,到了八月十四日,传来莫大的喜讯:抗战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我听了,胸中一口闷气,长长地松了出来,心里头顿时觉得舒畅多了。这一乐,乐得我一宵都没睡着,常言道,心花怒放,也许有点相像。十月十日是华北军区受降的日子,熬了八年的苦,受了八年罪,一朝拨开云雾,重见天日,北平城里,人人面有喜色。虽说不久内战又起,物价飞涨,兼之贪污风行,一团稀糟,人人又大失所望,但在那时,老百姓们确是振奋得很。那天,侯且斋、董秋崖、余倜等来看我,留他们在家小酌,我做了一首七言律诗,结联云:“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我和一般的人,一样的看法,以为太平日子,已经到来,谁知并不是真正的太平年月啊!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一九四六),我八十六岁。抗战结束,国土光复,我恢复了卖画刻印生涯,琉璃厂一带的南纸铺,把我的润格,照旧地挂了出来。我的第五子良已,在辅仁大学美术系读书学画,颇肯用功,平日看我作画,我指点笔法,也能专心领会,近来的作品,人家都说青出于蓝,求他画的人,也很不少。十月,南京方面来人,请我南下一游,是坐飞机去的,我的第四子良迟和夏文珠同行。先到南京,中华全国美术会举行了我的作品展览;后到上海,也举行了一次展览。我带去的二百多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一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这玩笑开得多么大啊!我真悔此一行。十二月十九日,女儿良欢死了,年十九岁。良欢幼时,乖巧得很,刚满周岁,牙牙学语,我教她认字,居然识了不忘,所以乳名小乖。有了她妹妹良止,乳名小小乖,她就叫作大小乖了。可怜这个大小乖,自她母亲故去后,郁郁不乐,三年之间,时常闹些小病,日积月累,遂致不起,我既痛她短命,又想起了她的母亲,衰年伤心,洒了不少老泪。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一九四七),我八十七岁。三十七年(戊子·一九四八),我八十八岁。这两年,常有人劝我迁往南京、上海等地,我想起前年有人从杭州来信,叫我去主持西湖美术院,我回答他一诗,句云:“北房南屋少安居,何处清平著老夫?”我在胜利初期,一片欢欣的希望,早已烟消云散,还有什么心绪,去奔走天涯呢?那时,“法币”已到末路,几乎成了废纸,一个烧饼,卖十万圆,一个最次的小面包,卖二十万圆,吃一顿饭馆,总得千万圆以上,真是骇人听闻。接着改换了“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圆。刚出现时,好像重病的人,打了吗啡针,缓过一口气,但一霎眼间,物价的涨风,一日千变,波动得大,崩溃得快,比了“法币”,更是有加无已。这种烂纸,信用既已扫地,人们纷纷抢购实物,票子到手,就立刻去换上东西,价钱贵贱,倒也并不计较,物价因之益发上跳。囤积倒把的人,街头巷尾,触目皆是。他们异想天开,把我的画,也当作货物一样,囤积起来。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订我的画件,一订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我案头积纸如山,看着不免心惊肉跳。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这样子,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实则我耗了不少心血,费了不少腕力,换得的票子,有时一张画还买不到几个烧饼,望九之年,哪有许多精神,弄来许多废纸,欺骗自己呢?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完)
本文摘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齐白石文集》,由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文中小标题为本刊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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