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倪贻德文学观与艺术观的内在联系

声　雨

　　倪贻德不仅是中国早期西画运动中颇有影响的人物，还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但就倪贻德的研究而言，还少有通过分析其文学作品来探讨他的文学观与艺术观内在联结的。

　　倪贻德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专，1923年加入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组织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为该社后期重要的作家之一。

　　倪贻德的文学创作以自叙小说为主。这也是后人研究他这一时期思想行踪的可靠依据。美专毕业后的情感生活的真实性及画家的写作缘起，他在一篇散文中曾有过详尽的披露，这段史实却鲜为人知：

　　“那篇小说（指《玄武湖之秋—— 一个画家的日记》），是写我正当在年青的时候，同了三个美貌的女学生，在那玄武湖上，如何相亲相爱，后来分别之后，有如何的思慕她们的一段想象。

　　“……凡是稍与我有些关系的人，对于这篇小说都非常的注意，也有当面来责难我的，也有写信来批评我的……学校的当局，竟因着这一篇小说把我的职务象快刀斩麻似的辞退，他惟一的理由是：‘先生所作之小说，今已激动公愤，倘再牵留不去，将引起极大之风潮！’”

　　从倪贻德写此篇小说的缘起及社会反映来看，其作品倾向决不等同于西方的唯美主义。他的“为艺术”的主张包含着尊崇自我、反抗一切束缚个性自由发展的传统观念、强烈地表现个性解放的成分。而且由于画家个人的遭遇、气质所造成的对旧社会的叛逆、反抗，使他不可能逍遥自在地躲进艺术的象牙塔中，所以同时又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正因为如此，画家在受到挫折之后，才发出“这还有什么话可讲呢？”的控诉。这既是他愤世嫉俗的呼喊，又浸透着郁达夫式的浓重感伤情调。

　　情感的波澜被狠狠地摔碎在现实残酷的礁石上，才凝固为作家笔下的文字和画家笔下的线条与色彩。这恰恰是倪贻德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资料和环节。

　　创造社主张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倪贻德早期的绘画主要受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影响，此后才渐渐向后印象派、野兽派、巴黎画派迁移，这是否是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导引使然？在后来决澜社宣言中，他呼吁“用了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而这狂飙一般的激情来自何处？他认为：“艺术的意义还在于表现自己的心象”，“重要的是画中的形式，能否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心的需要”。可见，这狂飙一般的激情只源于“自己的心象”，这个“心象”不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感官上“能引起我们生命愉快的美”。至此，倪贻德的艺术观也就非常明确了——绘画就是对“自己的心象”的阐释，它不必真实地、客观地、抛去主观情感地再现审美对象。画风的变化，让人们相信是倪贻德文学创作超前迅速出现的高潮对他早期艺术思想的形成所产生影响的结果。

　　倪贻德在文学创作中所追求的自我表现与残酷社会现实的矛盾，也反映在他的艺术思想中。倪贻德认为：“艺术可说是一部长时间不间断的革命史，后者破坏前者而另创一个新的，而这种革命往往成了一种时代革命的反映。”

　　显然，倪贻德不仅承认艺术的发展是不间断的历史过程，而且意识到艺术的变革是“时代革命的反映”。他肯定了艺术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进步作用，而且他廓清了，能够反映时代进步的艺术变革与反映历史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革命对于推动人类发展作用的区别。这无疑具有冲决封建文化的意义。

　　可是，当他涉及具体的艺术创作时，他所希望的能够反映时代革命的新艺术又有了相当的局限。一方面他承认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艺术应该成为“时代革命的反映”，而另一方面只坚信“表现”代替“再现”才是艺术的进步。显然，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里，他的文学创作、美术创作和艺术思想往往走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总体而言，他的文学创作与艺术思想是统一的，即主观上强调自我表现，忽视客观的现实性，但在创作的某些方面却会起到某种批判现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