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田红玉

　　“我的收藏与众不同，我收集这些东西是为了研究。”宋兆麟如是说。的确，宋先生的收藏与常人迥异，集中于北京老字号的文书。而这些文书，对于普通人，甚至是那些老字号店铺的经营者来说，可能不值一文。

　　宋兆麟原是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由于在职期间按规定不允许个人收藏，所以直到退休后，他才开始涉足收藏。长期的民俗考古工作经历，很自然地使他偏爱一些民间的、民族的和民俗的器物。

　　他目前的兴趣点有两个：北京的商业民俗和藏族苯教。他从事的工作虽与民俗紧密相关，却与北京的商业无涉，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对北京商业民俗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1992年，有个山西人拿了六必居（六必居原是山西的店铺）的帐本、各种房契、奖状之类的文书找他。他觉得很精彩、很有价值，对六必居异常重要，就建议物归原主，送到六必居。谁知六必居方面并没兴趣，只是认为他辛苦一趟不容易，于是给了他1000块钱和10瓶酱菜作酬谢。这件事对宋兆麟的触动很大——六必居创立于明代，已有470余年的历史，这些文书对这个历经风雨的老字号来说真可谓意义非凡。为了保护这批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书，他决定全部买下来。此后，他开始收藏北京老字号的文书，一发而不可收拾。自己全力搜罗之余，还请各地的朋友们帮着留意，一有上眼的立马拿下。

　　就这样，宋兆麟收藏了700多张（份）文书。这里面有老字号店铺总店寄到全国各地的广告，也有印着“御制秘方，不得外传”字样的秘方单。单上不仅有药的配方，就连如何煎药也写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些文书，是店铺的经营管理规定，如股东必须为本姓，伙计不能雇大爷、姑父、少爷，用人唯贤等。东西多了，宋兆麟越来越觉得这些文书有价值，此后就更加留意起来，只要是与六必居、同仁堂有关的文书，他都会收集起来。慢慢地，积累多了，就足以支撑起北京商业民俗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开辟一个以前少有人涉足、但事实上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对手里的这批文书，宋兆麟的感觉非常奇特，一方面是喜欢，研究起来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这些老字号的经营者中有识货的，把属于自己的历史资料收回去，保存下来，即使不研究，也可以嵌在镜框里作为装饰品挂起来，那时顾客一进门，就能明显感觉到老字号的历史感。

　　宋兆麟的第二个兴趣点是藏族的原始宗教苯教。在藏区时，他特别注意收集这类物品。在他的藏品中最值一提的就是《指路经》等经书。这些经书来之不易，1981年，他发现一个耳苏人（藏族的一支）家里有一本类似用象形文字撰写的经书，当时极感兴趣，要求再看看，可主人不给，说要照着念经，宋兆麟只好放弃。没想到的是，20多年后的2002年，这个耳苏人的儿子专门给他送来了经书，还告诉他，他父亲故去之前特意说：“我的经书你也不懂，还是给宋老师吧。”这样，经过20年的耐心等待，宋兆麟终于得到了这本极为珍罕的经书。宋兆麟认为《指路经》等经书的价值在于，历来对藏族文化的理解都认为是从藏传佛教得来，认为藏族文化的源头比较单一，但实际上由这本经书可知其源头有许多，最重要的源头实际上不在印度、尼泊尔，而在本土。

　　这些经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绘画。经书多是文字的，为什么《指路经》还有绘画呢？宋兆麟认为这是一个新问题。他认为这些绘画都是清代的，画上有各式的内容，对于研究藏族历史不可多得。宋兆麟的藏物有了他细致深入的研究析别，真可谓物得其所。

　　正因为收藏的目的既不是投资保值，也不是拿捏把玩，而是与自己的研究贴近，所以“同途殊归”，他的收藏进入了常人不易达到的高度。在把藏品捐献给博物馆之前，他还有两个很简单的愿望：其一是搞一些北京商业民俗展览，让人们亲眼看看他这些独到的藏品，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时，让外国人也见识见识；其二是出书，一种是研究性的，一种是文配图的画册，多层面地向社会宣传宣传自己的这些稀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