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画作鉴定三人谈

《听琴图》为宫廷画师代笔

徐邦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现存具名赵佶的画，面目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为比较粗简拙朴和极为精细工丽的两种。一个人的书画，从早期到晚期，其形式当然会起些变化，不会永远千篇一律。但一般的讲，工与拙的界限是不可调和的，哪能有象赵佶绘画那样忽拙忽工，各色兼备，全无相通之处的道理？因此，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其中必然有一部分是非亲笔画（而且还不止出于一人手笔）。经深入考订鉴辨，以文献印证实物，我们果然发现：他传世的非亲笔画的数量远远超过他的亲笔画。

　　北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独丹青以上皇（赵佶）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代御染写”，不正是那些名手替皇帝代笔，而自己默默“无闻”么？蔡絛是蔡京的儿子，他和皇帝很亲近，其说可信。

　　有人说，赵佶画有时写着“御制、御画并书”字样，就应该定为亲笔画。我认为，这些画大都是工丽之作，而且都是属于《宣和睿览册》中之物，也就是汤垕《古今画鉴》中所论的“院人仿作”，因此我们仍不能信其为亲笔画。

　　《听琴图》上方有蔡京题诗。赵书稍肥，蔡书老劲，全是比较晚年之作（应在宣和年间），书是真的，但凡是传为赵佶所画的作品，不论亲笔非亲笔，甚至后人误题的院画，总有他的押、印，尤其是在画上题有图名或诗句的，无不如此。凡是传为赵佶所画的作品为工丽人物画，当属院人的代笔画。

　　既如此，那些较简拙的花鸟画，而且以墨笔为多的，是否可以说就是赵氏的亲笔呢？我以为是可以的。明万历初孙凤（一位装裱匠）著《书画抄》下卷，记徽宗赵佶画《荷鹭惊鱼图》一卷，后有南宋邓杞跋云：“右《荷鹭惊鱼图》徽宗皇帝御笔。向大父枢密（邓询武）位政府日，侍宴紫宸，酒酣乐作，上乃声其庆会之意，发为乐章，以赐臣下，即席亲洒此图，专以宠锡。自大父枢密暨先考侍郎（邓雍）传杞三世，一百祀矣。”

　　又稍晚张丑《清河书画舫》已集亦记此图云：“徽庙有《荷鹭惊鱼图》，有邓杞跋，全仿江南落墨写生遗法。”此图即《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池塘秋晚图》卷，系水墨粗简一种，且极朴拙。今图已不全，缺“惊鱼”一段，其押、印又为伪添（真的大约连在‘惊鱼’，即后半段一起割去了）。邓杞跋则被改名为邓易从（当然不是原迹），文句稍改，有的极不通顺，书法也绝非宋人笔迹了。邓杞的祖父邓询武亲眼看到皇帝“即席亲洒”，那么此图当然绝非为他人捉刀，依此类推，其它一些粗简画如墨笔写生的珍禽图（即《花鸟写生》卷、《四禽图》，以及淡设色的《柳鸦图》、《竹禽图》等等，应当也都是亲笔作品。

　　赵佶历来要求绘画描写对象必须合情合理，一定是很严格的（也就是要求形似，逼真）。为什么现在他的亲笔画倒不太求形似，甚至有些不合情理？我认为，要求画工严格，是从鉴赏者的立场角度出发的，尤其是对画院的主持、主试人，赵佶这样品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当他自己适兴挥毫时，凭他的造诣（他到底不是专业画工，不可能穷工极妍，刻画入微）和当代“文人画”开始泛滥的影响，他自然容易接近“文人画”这一路画格。因此，我以为他的亲笔画应该属于非院体的比较简朴生拙一些的风格，这跟他的理论是并不矛盾的。

书真画未必真

贺文略（香港著名鉴定家）

　　历代鉴赏家对前人画迹的审定，往往从画上的书法着眼。认为如果落款或题句是出自作者之手，则其画亦应为作者真品无疑。如这方面有疑问则书画不真，并以此作为鉴定真伪上的主要方法。这对于鉴定一般作品来说是一种有力的根据。但宋徽宗身分是皇帝，又是一位书画家，地位和生活环境有他的特殊之处，如同样地以书法的真赝来鉴定他的画迹，恐怕会发生错误。就《听琴图》而言，此画风格确是北宋。上面赵佶的瘦金书和蔡京的题诗更是确真无疑，我们就有理由断定此画为真迹。我个人的看法以为《听琴图》只是出于画院人手笔，不应以其有徽宗题字而定为徽宗所画的真迹，应该把它看为书真画未必真的一类。如果《听琴图》是徽宗所画，则下面应署某殿御制并画押。这样的签署才符合徽宗自己作画承认的习惯。这可能是院人呈此图时徽宗看过认为满意，便在右上方题听琴图三字。题完觉得松上空白绢地尚多，《听琴图》三字有孤立之感。便命蔡京即席题诗于上，以补空白。而蔡京的诗只有题在正中，方合位置。胡敬《西清札记》中说，“听琴图”徽宗自写像也。旁坐衣绯者，当是蔡京题御容乃敢以行押大书幅端。亦无忌惮之甚矣。

　　此说影响颇大，后世多有从此说者。但若真依胡说，那么将穿素履抚琴人与现存徽宗的写真像作比较，则根本不相似。从全幅内容和表现上解释也找不出有徽宗自写像的一些线索。原迹分明写上“听琴图”三字，又是徽宗手书，何以又作奇想，说是徽宗自写像，实在不能自圆其说。

　　有人会问徽宗写“听琴图”标题，为何又像不在《文会图》上写“题文会图”那样，在《听琴图》上多写一个题字呢。理由十分简单，如果多写一个题字就变成四个字一行的书题。在画面上所占位置有过多之嫌。而且除了像“文会图”这种特殊情形外，一般标题是习惯不用“题”字的，用“听琴图”三个字便足以表达画的内容了。再从语气用字上言，只用“听琴图”三字，有简明庄重的感觉。若多写一个题字，效果便完全相反。

　　近人谢稚柳于赵佶《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听琴图》是院人的画笔，徽宗认为称意，乃命蔡京题诗于上，因此蔡京的诗意和语气对画笔并没有赞扬，不过只就画的内容，铺陈辞藻，而对徽宗所作《御鹰图》的题识，则不但既颂扬皇帝陛下画笔之神妙，又借机大肆颂扬徽宗。从蔡京所题文字的区别，足以作为判断传世画是出自院人手，抑或自徽宗亲笔的一个依据。谢氏之说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听琴图》确系赵佶真笔

　郑珉中（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赵佶作画态度至为严谨，意在笔先，预为布置，用色古雅，绝无尘俗之气。贺先生所论确凿精当，不过我们拿《听琴图》与之对照，可知其论《听琴图》画非赵佶亲笔有自相矛盾之处。

　　《听琴图》的精髓处在于所画人的神情与物的形态。虽然姿态各异，但都集中在一个“听”字上，好像是在听董大弹胡笳高潮叠起之际，真是神采奕奕，栩栩如生。

　　像《听琴图》如此简单的构图，如此气宇不凡、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恐怕是画院之人画不出来的，显然是写生高手所为。工笔重彩画得如此高雅而又气韵生动，只有徽宗赵佶的“真笔”才有如此的精妙。

　　《听琴图》所有绘画的内容基本上都集中在当中的部位，仅有极少的翠竹贴近边侧。上面的空间宽逾下面，左右的空间大体相等，基本对称，为了突破画幅中满的局面，于是在左侧上部题上两寸多大的“听琴图”三个字，又在右下角签上了长约六寸的“天下一人”款，加盖了“御书”大方印，填满了上下两角的空白。又命蔡京在松树之上中间空处题一首七言绝句，解决了构图上的缺陷。蔡京的题诗，从“臣京谨题”的落款来看，分明为奉命之作，题写的位置也应该是同时限定的。综合四句诗意，是盛赞这幅画为生动传神、绘形绘声之作。倘如此理解不错的话，蔡京这首诗实质就是在颂扬皇帝陛下深谙琴理，且此画为高超的艺术杰作。

　　说《听琴图》为赵佶亲笔，尚有两处在流传中已经流失的证据。据清嘉庆的《石渠宝笈·三编》所载：“本幅绢本、直幅横装”，又说：“前隔水，宣和瘦金书《听琴图》三字上盖双龙小玺，下钤缝印二，‘宣’、‘和’。后隔水钤缝印四，‘政和’、‘宣和’、‘政’、‘和’。”《听琴图》在嘉庆时曾一度被赏出宫，再入宫时已从手卷变成立轴。而双龙小玺、缝印“宣”、“和”以及后隔水缝印“政和”、“宣和”、“政”、“和”诸印在改装为立轴时竟被取掉，仅存本幅上的题字与“御书”大印。从原装潢的题字钤印来看，此图与宣和内府所藏名画的规格相同，可见宋徽宗对自己这件作品是非常珍视的。今天看来，这件《听琴图》不仅书真，画也是真的。（本文得到《故宫博物院院刊》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