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报

　　孙其峰：我要闲着我就完了。而且，打倒“四人帮”之后我就出书了。他们问这些稿儿你是什么时候画的？我说就是你们批判我的时候画的。他们说，哎呀我们吃亏了。到现在，我八十多了，有时间有精神脑子里就是想画画儿，想学习。我家厕所里有书，床头上有书，我输液治病时也带着书。坐汽车时带着帖，因为汽车动得厉害，看小字儿不行，只能读帖。我这一辈子可以这么说吧，上帝给我的时间我一分钟也没荒废掉，该怎么用我就怎么用了。

我愿意给学生当塔基，
让学生站到尖儿上去

　　记者：听说您解放前在“北平国立艺专”得到过许多老师的亲传？

　　孙其峰：在“国立艺专”求学的时候，徐悲鸿、李苦禅、黄宾虹、王友石等先生都教过我，都是我的恩师。徐悲鸿校长原想把我留在学校任教，已经通知我了。就是因为我反对国民党，看不惯他们的贪污腐败，被他们扣上红帽子，徐校长没法儿留我了，老师们也叫我赶快躲到城外去。后来，我找徐校长看我的画儿。徐校长看了之后问我这两张画有用吗？我说没用了。他就叫他夫人拿出二百块钱给我，告诉我“这两张画我留下了”。实际上哪有我的画儿值得徐校长买的事啊？那不就是鼓励我学习、周济我吗！至今这两张画还在他编的藏画目录中。另外，因为我是穷学生，老师们全都不收我学费，到现在没有一个收学费的，包括对外国学生，也是这样。农村人向我学画，有的是种地的，老玉米下来就送我一篮子老玉米；有的在河里打鱼，有了黄花鱼就给我送来。我心里很感谢，但我说不行，你再来这儿拿礼物就不能进我这门儿，拿作业我让你进来。

　　记者：好多学生一听到提起您来都肃然起敬，都说您教学教得好。听说您还经常为素不相识的求教者改习作，亲笔为求教者回信数百封。您为什么能这样？

　　孙其峰：我其实也没有教好，反正就是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没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教学生也尽心尽力了，绝对没有“猫教老鼠留一手”的事。画画儿的人教学，有的有保守思想，不愿让学生超过他。我教学时就讲，我不怕学生超过我，我希望学生比我强。我不希望一个大塔我是那塔尖儿学生当塔基。我愿意给学生当塔基，让学生站到尖儿上去。另外我也不愿意让学生像我，虽然像我对我有好处，因为学生可以为我做啦啦队，我赢不赢不说，反正我壮了胆儿了，外边好看。但不能这么干，应该让学生踩着我的肩膀再上一层。在这点上，我对学生确实是没有私心的。有的学生我带了五六年，老不离啊，吃饭都在一块儿，教学都带去。

　　记者：从这里可以看到您的人格魅力。不光学生，在美术界、书法界乃至文艺界，提起您来都很敬佩。

　　孙其峰：在美术界，也容易这儿一窝子那儿一块，我向来不参加。有理说理，谁有理就站谁那边儿，没有理再倒过来。所以长了以后，他们哪方面有了问题都愿来找我，他们知道我不偏心眼儿，讲的都是实际情况实际道理。当然我也做过错事，比如也一块儿跟着“打”所谓“右派”、打“老虎”，虽然这些事儿不是我决策和发动的。所以，“文革”中有些学生整了我，后来我又当了领导，我向来也没考虑怎样给他们穿小鞋儿。“文革”责任不在他们，我要是他们那个年龄我也会跟着打老师呀。那个背景下谁不干哪？当然，作为他们自己也是应该检查的，因为有人是报私仇。不过这也是“文革”给制造的机会。

喝人家牛奶可以，
不能长牛毛，更不能变牛

　　记者：您大体经历了早期的学习传统、中年时期的师法造化和老年时期的道法自然三个阶段，可以看出艺术观念的变化与升华。您是否认为，一位成功的国画家都应该经历这几个阶段？

　　孙其峰：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来分析艺术家的成长过程。我一开始学画就是照别人的样子画，也不懂那就是继承传统，老师提倡临古实际上就是叫向古人学习。后来，徐悲鸿校长来了，提倡画写生，以大自然为师，这是师造化。在师法古人阶段就认为古人什么都好，认为到了古人那样就行了，有古人的一半也就不错了，很难说有超过古人的想法。当然这都是不对的，古人哪能把事情都做绝了？有好多哲理他也没发现。在向自然学习的时候又愿意让上帝来管着自己，当上帝的“忠实儿子”。其实画画的人应该主宰上帝，不能再当“忠实儿子”，过去我是这山怎么长的、树怎么长的就怎么画。那树好比让雷劈了，是一种不幸，也那么画上，它并不是美的东西也画上。这就是什么都听上帝的，上帝错咱也跟着错。跟过去师古人一样，古人错了，有不到家的地方，我们也不敢到家。后来我慢慢觉悟了，师古人不能当他的奴隶，师造化不能当上帝的儿子，而是要主观跟客观辩证统一，追求一种以情写物、自然天成的最高境界，这些都是我老了以后才明白的。明白了一些，现在也不能说真理在握了，而且真理也在发展。

　　记者：您是位大教育家，在艺术教育方面成就卓著。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主要体会好吗？

　　孙其峰：我的老师教我的时候，教育学没学，他们光画画。画画他们是好手，教书的效果不一定理想。我在学校也不是上的师范系，到了美院教书，学校叫我们补上教育学，我就咬牙利用业余时间去学。学了一年多，就系统地学下来了。

　　记者：您觉得学了有好处吗？

　　孙其峰：真有好处哇！现在美院毕业生留校任教，我就建议他们学学教育学，这里面有很大学问。你这么一弄，它就“应”了。就跟打扑克一样，就那几颗牌，这么一弄，赢了，那么一弄，输了。比如学油画的，要先学一百小时素描后学一百小时油画。你要是倒过来，把油画搁前头，素描搁后头，效果准不行。学不学教育学不一样，不能反正我都给你了，吃不吃我不管。

　　记者：你补了教育学，效果跟学过教育学却没有实践经验、刚毕业的师范生一定不一样。

　　陈其峰：是啊，我有实践经验，一点，脑子里就连贯起来了。另外，我也注意教学方法，陆辛农给我讲过一些，我也吸收他的。还有天津的刘奎龄，他讲的一些学习方法我也借鉴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教学经验等等。我老记笔记，慢慢地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这么说吧，我的教学比我老师那会儿稍微考究一些。

　　记者：您在大学搞美术教育已有几十年，据您的认识，在这方面我们有哪些问题和缺失？

　　孙其峰：这方面已经反反复复好多次，正面的反面的我都经过。新出现的问题就是计划性比较差。现在学生太多了，实际上要不了这么多人，有的素质不高。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没有必要这么多人都来学国画、通过这个途径走上艺术之路？

　　孙其锋：就是说招生太多了。教师队伍质量也不齐。虽然说永远不会齐的，但是现在的不齐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还有中国画接受外来影响也要有个度，现在有点儿（不是指全部美术院校）搞什么画都按搞油画的办法教。决定事物本质的是它的特性而不是共性。教中国画和教油画不能一样，就像教京剧演员和教话剧演员不能一样一个道理，要求也不能一样。

　　记者：您是说不能都拿一个标准衡量，决定他能否进这个门坎儿？

　　孙其峰：都拿一个东西衡量他能不能进来，这个不对。过去徐悲鸿先生不管画什么画都拿素描打基础。你想，外国并没有拿中国画当基础啊！而且中国在没有素描以前照样出现许多世界级大画家。所以，用一种道理一种方法来对付一切，以一概全、以偏概全是不行的。

　　记者：说到这里，请问您，中国画要走向世界、让世界认可，有没有障碍？应该怎样做？

　　孙其峰：有些问题不能一概地谈“与世界接轨”，中国画跟外国接什么轨？它不像一种东西，比如汽车，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性，只看谁的车跑得快、谁的省油等等，有几个标准，一下子测出来。中国画这个东西就是民族的，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就像语言，只能学外语，而不能拿外语消灭自己的民族语言。所以中国画没必要向外国靠拢。喝人家牛奶可以，不能长牛毛，更不能变牛。有的人羞羞答答地夹着牛尾巴搁在裤子里头喝着牛奶，有的人长了一身牛毛，有的干脆就变牛了。这种人最可恨，他只能变牛了。吸收外来的东西不能变牛啊！

　　记者：看来还得先把中国画自身搞好。

　　孙其峰：中国画历史比哪个国家的都长，是一条线下来的。外国说中国画不合解剖学，现在它也甩开解剖啦，现在它才认识到这个问题，中国人早就甩开了。它也承认咱们这个做法，也接受中国画的影响，像毕加索，可他也没变成中国人。咱们喝人家牛奶就变牛，没有必要。

博物馆收藏我的画钱越多越好
我全捐给困难职工和希望工程

　　记者：您是当代中国著名美术教育家和书画大家，为人师表，众口皆碑，又是位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这样的水准和资历，对外却一直低调宣传，不同意家乡山东招远县为您专建艺术馆。您的作品有它应该的较高价位，另一方面，您却又多次慷慨捐献，赈灾济困，从不“漏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同时在您身上都体现出来，为什么？

　　孙其峰：我的学生有的都有纪念馆、陈列馆。我们县盖文化馆五层大楼，也要给我弄，我没答应。我说你要弄我就开个建议名单，把招远县包括在外边的二三十人都加进去，搞一个大家作品的展览。烟台文联也在南山要为我搞个馆，我说弄这个有什么意思呀，好画家胶东有的是，北京就有许麟庐。他们说比您稍微差一点儿，我说一点儿也不差，你们非要弄就一块弄，弄个人的不是个方向。如果值得弄，两千年之后还会有人弄。你们把这钱扶贫去吧、给西部地区盖小学去吧，不比这个有意义？

　　记者：有的画家十分浮躁，炒作自己，闹得很邪乎……

　　孙其峰：我编了个故事你听听。有一个小耗子儿，搞“巨型动物展览”，里面有大象，有鲸鱼，有长颈鹿、大河马，里边还有它自己，小耗子儿。题目是“全世界最大动物展览”，让大象给它做陪衬文章。这不是自不量力吗？

　　记者：记得那年赈济南方水灾地区同胞，天津文联号召文艺界动起来，你正在山东，当即让您的家人连夜赶回天津送来两大幅书法精品义卖。听说前不久你向天津美院捐了六幅精品巨作。又听说你正准备拿出十幅画、十幅字交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馆藏收购价越多越好……

　　孙其峰：我想，天津艺术博物馆应该收藏有我的画，一般他们都给笔墨费。我就跟他们说，我给你们十幅字、十张画，保证都是好的。如果给我钱是越多越好，不过这钱我一个子儿也不会往家拿，我全都捐给天津市救济困难职工中心或希望工程，我只要个收条儿……我们也干不了什么，我们也不是企业家，不就干点儿这个吗？

　　记者：听说您还有个座右铭？

　　孙其峰：有啊，叫做“知足，知不足，不知足”。“知足”，是对待生活我已经很知足了，人民给予我的超过我的想象多少倍。我要求不高，能吃饱就行了，也不想穿什么好衣裳、坐什么车。“知不足”是自己自律吧，审视自己是不足的，不管是绘画技法也好、思想认识也好、待人接物也好，都有不足。再一个是“不知足”，是指对治学的心理状态，就是对好多书像欠了帐似的，看过的还想再看看，像《红楼梦》等等，没看过的也想第一遍去看它。我还有一个“不怕死，不想死，不找死”。四十多岁时检查身体很紧张，怕查出什么病来。现在老了，认识到必然了，爱查出什么病来查出什么病来，我就等着它长癌啊，它爱长哪儿长哪儿，到岁数了我不在乎了，不怕死了。不想死，是说还想能够活动、能够工作。不找死是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去干。不要干不应该干的事情。

　　孙其峰，1920年生于山东招远，原名奇峰、琪峰，别署双槐楼主、孤山翁。他早年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科，擅长山水花鸟画、书法篆刻，兼攻画史画论。他书法功力深厚，并能以画入书，其书法作品布局别致、画味强烈，荡漾着古拙新奇的风韵。
孙其峰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并在北京、南京、天津、太原、济南等地举行个人展览。
孙其峰著述颇丰，《中国画技法第一辑》、《孙其峰画集》、《孙其峰书画选集》、《花鸟画谱》等专著，深得书画界好评。
孙其峰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天津书协副主席，现为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天津美协名誉主席、海河印社社长。

书画家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