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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冉茂金
一把破旧的小方凳为桌，上面搁着两袋花生米，一小杯白酒。旁边一张皮革、海绵、弹簧俱尽，惟余破旧木胎的单人沙发；身着厚棉布服装，只扣了半排扣子，袖口与领口积满了黑污；病痛与苍老使他的神情与目光都萎靡不振。王恒起老人就这样坐在鼓楼斜街路北面紧靠铁影壁胡同的人行道上，与周围那些灰旧的老北京建筑一样，不惹人注目。稍稍不同的是，他身后的屋壁上，贴满了一些纸色发黄的年画。这样一个老人，这样一些旧画，在车水马龙的大街边，显得有一些特别的味道。近日，本刊记者与清华大学美术院副教授孙建君一同走访了这位已经是80岁高龄的王恒起老人。
王恒起是一位很普通的老人，他的祖上也曾有过好日子，但到父亲一代，家道衰落，以经营小买卖维生。父亲偶尔也做一点古玩年画生意，一来二去，和北京一些有名的古玩商店熟悉起来。王家更经常光顾的是早市，“那时，北京摆早市没人管，不用交钱，所以特别多，京城达官贵人、八旗遗少那么多，谁家没有一点东西，不愿意留在手里的就拿到早市上来了。”王恒起回忆当年早市的盛况，十分感慨，“可惜现在的早市不行啦，在文革时候就给糟蹋啦，许多人都把自家的旧物当作废品卖给废品收购站，废品收购站也真当作废品处理啦！”王恒起记得父亲和自己在早市上淘到不少国宝级的旧物。在他的记忆中，大名鼎鼎的陆机的《平复帖》就是父亲自早市上得来的，后来此帖又辗转流于书法家张伯驹之手，张伯驹最后将其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他们收购的一份用维吾尔文写的珍贵文献也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父亲为王恒起留下了数百件旧物。建国后，王恒起到中国书店做事。随着早市的衰退，淘到的旧物也越来越少，对自家所购到的记录过去时代的旧物，他渐渐珍视起来，不再舍得出售。他为自己印制了名片，上书“纸币版画收藏爱好者”。他所珍藏的旧物中，以年画和钱币居多，也有一些清朝的告示，内容关涉义和团；还有宫廷内专门使用的被称作“藤黄”（音）的告示，多是用满文书写的。在王恒起老人贴满四壁的年画中，我们看到这些藏品以北京年画为主，另外还有一些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河南朱仙镇等地的年画。据孙建君先生介绍，这些年画主要是作为实用品而存在的，在使用完后几乎都要销毁，每年更新，因此如果不是经营者或专门收藏者，要保留下这些年画是很不易的。这些年画年代如何？孙先生考证说，基本是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产品。年画的印制，不像书画作品有题款，大多不标明年代。唯有灶王爷年画，印有年历、二十四节气，故时间非常确切。在王恒起先生家记者就看到一张印制于清光绪年间的灶王年画。究竟他藏有多少年画，老人至今说不清数目，只说挂出来的百十张年画大约也只占他的藏品十分之一。
这些承载着王恒起老人年少时欢乐的游戏在今天看来也许过于简单，已经被这个新玩具层出不穷的时代所忽视了。老人的儿孙们对他收藏的旧物也兴趣不大，老人每天看着这些与自己一样日渐苍老的旧物，焦急于心。两年前，他开始把一些年画张挂于屋外当街的墙板上，“这些东西在我手里藏着只能是像死水一般。我摆在这里，就有了一些活气。那些喜欢老北京文化的人可以来看，来拍电影电视；那些导游也可以领着外国人来看，把咱们过去的东西介绍给外国人。”对此，孙建君副教授认为，年画看似简单，实则承载了中国悠长而深厚的民间文化。千百年来老百姓建立了精英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往往是根深蒂固的。
但在这个时尚玩物纷出的时代，街边这个不起眼的展览和不起眼的老人很难将匆匆而过的行人的眼球吸引过来。北京电视台“什刹海”栏目虽然介绍过老人，但这也没能让这个展览的观众多起来。偶尔会有一两个老外路过，停下，照几张像。也有一些古玩商前来，王老先生年纪大，又兼脑病缠身，犯病时思维困难，结果被有的古玩商连买带拿，损失不小。
老人常在什刹海周围遛弯，看着自己曾经熟悉的景象正越来越快地消失，心情愈加黯然。他明白自己已守不住这些旧物了，他希望有人能帮他出版一本自己藏品的画册，通过书籍的方式记住它们。对此，孙建君感慨地说：“现在，对中国民俗研究做的比较好的还属国外。中国几乎没有一座象样的民俗博物馆。美术馆曾设立过，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被撤掉。现在北京的东岳庙虽有一座民俗馆，但实际上藏品大都是外借的。”
在采访过程中，王老先生不时用一个橡皮锤砰砰地敲打自己的脑袋，吃力地维持自己的思维。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采访，在告别时我们又端详了一下那些张贴于墙上的旧年画，这些画着“豆儿哥哥”、“送生娘娘”、“司命之神”等旧民俗的纸页色泽黯淡，与它们的主人一样，都已风烛残年。属于它们的时代已经挡不住地远去了，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真的忘记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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