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双鱼镜探源

吴文清

　　作为照容用具的中国古代铜镜，凝聚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折射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金代铜镜即为其中的一朵奇葩。自宋以降，在中原铜镜制作日趋衰落之时，金代铜镜却在北国异军突起，独领风骚，在中国古铜镜的历史长河中注入了一股别开生面的清新之风。金代铜镜型制多样，题材丰富，其中不乏纹饰优美、匠心独具的精品。双鱼镜就是其中的典型镜类。

　　图中所示的双鱼镜镜径11厘米，圆钮钮径1.3厘米，宽凸边素缘，缘宽0.6厘米，无花押款，颇具厚重感。此镜背面满布水波纹；钮两侧的水波纹中，各有一条鲤鱼，旋转对称、展鳍折尾、同向回泳，呈追逐嬉戏状。此镜制作精细，双鱼主纹饰鳞鳍清晰，形象生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鱼始终受到人们的偏爱。作为纹饰，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陶器到晚清民国素花釉里红瓷盘，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中国几千年都是农耕经济，风调雨顺至关重要，鱼是水中最常见的动物，由此而被赋予司水降雨的职能，甚至被尊为“鱼伯”、“水君”，成为被人们所崇拜的最为普遍的水神；二是因为“鱼是蕃（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遂成了生殖力、种族繁衍的象征，因此常被人们用来表达幸福美满的爱情和对人丁兴旺的祈求。三是鱼类种类多、数量大，容易捕捉，自古以来即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且“鲤”“利”、“鱼”“余”谐音，人们以之寓以“年年得利”、“餐餐有余”的祝福。

　　公元1115年，由完颜阿骨打率领的女真族从北方崛起，建立了金国，“女直（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其境内不乏江河湖泊，渔产丰富，尤多鲤鱼，抑或成为当时工匠艺人们刻画、塑造鱼形象的自然基础；女真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但无论是被耶律阿保机强迁到辽阳之南的“熟女真”，还是“居束沫江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之东”的“生女真”，女真人在建国前，自先祖始，就多从事渔猎，建国后，除进行农业经济外，捕捞鱼类是他们维系生活的重要补充。与金对峙的有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其中主要是契丹和汉族。在与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的交流中，很自然地受他们先进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北宋高度发展的、成熟的封建文化。汉人对鱼的崇拜，对女真人难免影响至深，女真人视鲤鱼为祥瑞，王公大臣均配挂鲤鱼标志，他们已具备了创制和展示“鱼”形象的文化基础；女真族虽在建国前已建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还较多地存在许多原始群婚遗风陋习，这种婚姻状况和家庭建设已明显滞后，制约和影响了种族的繁衍、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发展。金建国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太宗完颜晟等先后下诏改进婚俗，“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这些均体现了女真族婚制和社会的进化，这就形成了创制双鱼镜的社会基础，雌雄相随、和谐相处的双鱼艺术形象，则应是这种婚俗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