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版画家王琦

青　冰

　　早就听说王琦先生收藏有许多珍贵的老版画，于是在一个冬日的清晨记者叩响了王琦先生的家门。一间布置朴素的小客厅里，墙壁上挂了许多美丽的版画，有黑白的、套色的，有木版的、石版的……而茶几上是王琦先生早已准备好的珍藏品。当记者向王琦先生问起他的收藏历程时，他则谦虚地说：“其实准确地说，我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只是由于一直以来各国的画家都有互赠作品的习惯，久而久之，便积攒了不少。可以说，每一幅版画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都是画家友谊的见证。”冬日碎金般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了这位精神矍铄、目光炯炯的老人身上，随着目光的投远，他徐徐地打开了记忆之匣……

　　“抗战时期，我国与英、美特别是前苏联交流颇多，此期举办的版画展览不断，由此各国的画家们经常可以相互学习、交流，互赠作品。抗战以后，我曾在法国驻华大使馆新闻署工作过两年，与不少画家结下了友谊。解放后，国外与我国的交流更频繁，所以我也就收集到了更多版画。”

　　据王琦先生介绍，他的藏品以解放后的版画为主，国内版画家的有1000余张，国外的则有100多张。当记者问起这千余张老版画中有哪些是他最为珍爱的时，王琦先生便一边拿起桌上的版画，一边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起了他的“宝贝”们。

　　“这张名为《马赛港》的黑白木版画是比利时的版画家麦绥莱勒的作品。麦绥莱勒和柯勒惠支是上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向中国推介的两位版画先锋。当时我国的版画还多偏于绘画性，对于版画自身的“刀法”语言运用不够，而麦绥莱勒的版画刀工极为到位，表现语言极为单纯，只用黑白两色就可表现万事万物。1958年9月，麦绥莱勒曾来到中国，时年他已69岁，这张版画就是在那次中国之行赠给我的。麦绥莱勒一生共创作有10000多张版画，而我迄今为止只创作了500余张作品，他过人的艺术精力实在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对此他自己曾开玩笑地说：‘我用过的木版简直可以修一座房子了。’”

　　当记者问王琦先生在这么多年的收藏经历中曾有哪些难忘的事情时，老人拿出几张已经发黄了的小纸卡说：“这些都是罗马尼亚著名的版画家萨波、伊万琴柯曾经寄给我的自制的贺年卡，贺卡虽小但上面的版画却十分精美传神。”接着他又感慨地说：“只可惜，随着1959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中罗的关系随之也开始紧张起来，从此我与萨波、伊万琴柯就失去了联系。待到春暖花开时，可惜两人早已乘鹤西去了。这段友谊实在是令人既难忘而又遗憾。”接下来，王琦先生又滔滔不绝的向记者介绍了他所珍藏的波兰版画家路易曼的作品《古老的建筑》、《集市》，乌克兰版画家李特维年柯的《秋天》，日本版画家北刚文雄的《雪中的富士山》……这些作品或写实，或抒情；或洗练，或细腻。风格各异，异彩纷呈。

　　当记者问起王琦先生最老的藏品大约是哪个时期的作品时，他便指着一张色彩艳丽的版画打开了话匣子：“1939年抗战初期，时年我在重庆与王朝闻等人办《战斗美术月刊》。我有一个名叫叶君健的朋友，当时他在香港。他就是当年《大公报》有名的“三大记者”之一（其他两位即萧乾、杨刚）。我曾让叶帮我在香港收集一些版画，哪知后来他远赴英国，并托杨刚给我寄来几幅版画。这张《快乐的渔夫》就是其中之一，是一位美国的画家所作的石版画。其他的几幅在辗转之间早已不知了去向，只有这幅版画虽事隔60余年仍色彩艳丽，令我不禁常常想起与叶君健的友情。”

　　说起版画的艺术市场，王琦先生兴致勃勃地说：“令人欣喜的是去年广州嘉德艺术品拍会上版画第一次参拍，而且拍出价令人颇为满意。由于版画可复制的特性决定了其价位相对偏低，这就使版画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可能。我相信中国的版画艺术市场将会越来越繁荣。”同时王琦先生指出：“与我国的版画艺术品市场相比，国外则起步较早，发展较完善，据我所知，许多国外的大博物馆经常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征集各国知名版画家的作品，大英博物馆就藏有我的20多幅作品。因此，从这一方面讲，中国的版画艺术市场又将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王琦先生欣喜地告诉记者，再过半个多月，重庆工商大学建立的博物馆就要举行开馆典礼了，他为此馆共捐版画150余幅。但是，王琦先生不无遗憾的告诉记者，由于场馆面积有限，现在他那千余件“宝贝”还无从展出，他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博物馆来收藏、展出这些承载着岁月和故事的老版画。我们祝王琦先生的夙愿可以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