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继烈

　　如今喜欢旧版书刊的人越来越多了，无论国营旧书店还是旧书摊，旧版书的价格都在成十倍几十倍地往上涨，常常使爱书人感叹。其中的作者签名本、题赠本、庋藏本因其名人效应等原因，更受爱书人欢迎，价格也更高。

　　作者签名本，大多是作者赠给圈内人的书，双方名气不相上下。收藏者对这样的书特别重视。姜德明先生收藏的《墨家哲学》就是胡适送给钱玄同的，只写了简单的五个字：“玄同先生·适”。笔者收藏的《石尾续沈》扉上写有“任之先生教·作者”。“任之”是黄炎培，作者是马叙伦。这是1949年的排印本，错误百出，马叙伦一一用笔改正，留下手迹140余处。我收的一本《髹饰录解说》是作者1983年送人的，扉页毛笔题写：“ ××同志教正·王世襄奉”并钤图章二枚。“××”亦为名家，不便在此披露，此书十余年前我仅用10元得之于书摊，今则不可能了。我另珍藏一本《分阴集》，是我1962年买的，“文革”后“三家村”的吴晗、邓拓先生都已去世，仅廖沫沙先生度过劫难，我即将这本《分阴集》请先生题几个字留念，先生在扉页上题了一首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倾国动干戈。三家竖子成何物，高唱南无阿弥陀·廖沫沙题”。书上几个字记载了一段历史。有些期刊报纸也有签名，姜德明先生的一份1924年出版的《爱国报》，上边就有孙伏园的笔迹：“敬赠玄同先生的荒谬图书馆·优园”。我收藏一本1932年出版的《艺彀》杂志，则是女画家及此杂志主编谈月色手书赠“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并钤有“谈月色”印章。这个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所以它既是创刊号，也是终刊号。

　　题赠本和签名本的根本区别是：签名本须由该书刊作者手书，题赠本则与作者无关。如笔者收藏的《红豆集》编著者为俞友清，1936年出版，而书上题写人是1944年“耒青”赠“徵白”的，徵白即画家许昭，因可知此书曾经为许昭先生所藏；另一种情况是受书人自己题记该书为何人所赠以誌不忘。如我藏之《兰蕙同心录》，扉页上有“韵史”毛笔题记：“光绪癸已嘉兴张公束赠”，张公束即清著名学人、书画家张鸣珂，张与《兰蕙同心录》作者许羹梅友善，其从作者处获赠后，又转赠给韵史。另一册《太上感应篇印谱》是丁二仲赠耀注的。丁二仲能书画善烟壶内画，精篆刻，与该书作者苏涧宽友善。丁从苏处获赠后，又转赠于耀注。由于书上有这些题赠记录，可知是书之流传头绪。所以爱书者喜欢收藏。

　　庋藏本即曾被名人收藏过的书刊，书上或有印章，或有简略记言或只一签名。庋藏本多数与作者无关，如笔者收藏的《诗论》系1924年初版本，封面盖有“直隶定县滴露学社王森然”印，证明此书为大书画家王森然先生旧藏。又如《沫若译诗集》盖有“辛之藏书”印，则说明此书曾由著名装帧设计家、诗人曹辛之庋藏。

　　以上三种情况，都要强调“名人”二字，如果同样是《沫若译诗集》上面盖的是张三李四印，它的收藏价值就远小于名家藏本，这就是为什么要讲“名人效应”。

　　以上所说指的是清光绪元年以后至现在的书刊，不涉及古籍，自然也不是从读书学习角度谈的，只是供喜爱收藏近现代书刊的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