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实习记者　彭　宽

　　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中国古代最为成熟、最为杰出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于今年5月修复完毕，从7月17日开始，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公开展览。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全书11095册，后正本不知所终，今全球仅存嘉靖年间手抄副本约400册，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对珍贵古籍的保存和修复一直是国家图书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作为国宝级文物，《永乐大典》的残本还能保存多久，是他们一直关注的问题。这次修复工作是建国以来对于《永乐大典》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修复，希望以现代科学手段尽可能完整地保存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苦心经营：前期论证历时九个月

　　《永乐大典》修复计划早在2002年初就已经提出，因为是国宝级文物，修复计划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对10名参加修复工作的人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永乐大典》事实上一直被列为重点文物抢救对象，但限于资金与技术人才的不足，修复工作一直不敢轻易付诸实施。近年来，中央财政开始逐年增加对文物古籍整修的资金投入，而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从建国至今，经过多年的实践努力，也培养出了一批专业能手。2002年初，国家图书馆负责人认为已经具备了成规模修复古籍的条件，应当抓住时机，对急需抢救的《永乐大典》进行修复，由此提出了这项计划。计划一提出，有关人员立即着手进行理论论证。《永乐大典》平时深藏书库，没有特殊理由任何人都不允许接触。因此，在图书馆工作了近20年的张平，也是在去年才首次亲手触摸到这一国宝。他们一本一本地查看损毁情况，针对每一本书提出不同的修复方案，并进行反复论证。2002年4月，“《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大批到会的国内外专家对修复方案发表意见，初步确立了“整旧如旧”的修复大原则。此后直到9月份，修复细则才最后完成并通过审查。张平说，论证时间如此之长，是因为此次修复更加注重科研的重要性，不再仅仅注意古籍的物理性损伤，也考虑到了化学性损伤，如纸张氧化、酸化等问题。同时，对于前人已经做过的修复，也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讨论，确定此次修复的具体目的和最佳思路。因此，9个月的时间，都是在高度紧张中度过的。

选材精当：用文物修复文物

　　修复《永乐大典》，材料选取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永乐大典》封面丝绸的选用上，修复人员为保证修复材料和古籍本身尽可能一致，随身携带专用放大镜，在北京各个绸布店搜寻合适的生丝。串遍大街小巷几十家店铺后，他们终于在老字号“瑞蚨祥”店里找到了最接近的品种。为了确保材料的准确选用，他们还请出“瑞蚨祥”的丝绸专家，对生丝的成分进行深入分析，和《永乐大典》封面的丝绸材料反复比较，力求在选材上尽善尽美。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书页修复材料的选取，《永乐大典》首开以文物作修复材料的先河。由于找不到满意的纸张，修复人员提出采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清代早期的“高丽纸”作为修复材料。张平说，这种“高丽纸”本身就是文物，目前生产技术已经失传，用一点就少一点。但是，从纸张的年代、纸张的纤维、造纸的原料、造纸的工艺来说，这种纸都是能够找到的最接近《永乐大典》书页的纸张，用它做修复书页的材料，形神兼备，必然使《永乐大典》最大程度地恢复原貌。这一提议最终被采纳，《永乐大典》作为国宝，在修复工作中不能不说得到了特殊的优待。

技术创新：徒弟要胜过师傅

　　张平告诉记者，当年的师傅肖顺华先生，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试探性地对三册《永乐大典》进行过修复，后因种种原因未能继续。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当年肖师傅采取的传统的“通卷脱裱”——在书页背面加黏合剂然后再附一层纸的修补方法，虽然对《永乐大典》的保护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不利于古籍的长久保存；早期的修复中还有些人改《永乐大典》的包背装为线装，丢失了很多历史信息，也为今天的工作人员所不取。

　　如今，张平和他的同事们再次面对《永乐大典》采用的却是更科学的修复技术。对于书页的修复，修复人员采取了最新的局部修补法代替传统的“通卷脱裱”，并第一次运用了“掏补”的新技术。原来书页的修复需要把古籍拆散，修补完后再重新装订，一来一去，都可能对古籍造成新的损伤。现在的“掏补”法则直接在古籍的书页夹层内作业，虽然慢工，却出细活。在修补中，他们要将一张薄薄的“高丽纸”再切分成四层使用，还要在不同的修补部位选择使用浓度不同的糨糊，以确保修补后的《永乐大典》不至于因材料的增加而变形。张平说，当年肖师傅修补后的三册《永乐大典》，厚度足足比原来增加了一倍，而今天《永乐大典》修复后，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的走形。

高瞻远瞩：为后来人留下“数据库”

　　《永乐大典》修复工作中，最使张平感到欣慰的，就是第一次提出了古籍修复“数据库”概念并开始推行。所谓“数据库”，就是把此次《永乐大典》的整个修复工作，包括修复材料、修复方法、修复原则的选择，以及古籍进行修复的位置、时间、操作人员等所有的详细资料，全部记录下来，变成资料库，随同修复完成的《永乐大典》一同保存，为后来人的再次修复提供参考。随同文字资料一起，修复工作所使用的各种材料，也都以实物取样的形式，一起保留下来，最大程度的为后来人提供方便。这一想法的提出和实行，与张平等人在修复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困难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前人曾对《永乐大典》进行过多次的修复工作，但从没有与此相关的资料留传下来，所以修复人员必须靠自己的研究判断，去揣摩《永乐大典》最初的模样。这种揣摩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经常在修复工作中间才能发现最初的判断失误，重新加以更正，由此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永乐大典》修复计划原定时间是一年，但实际上，加上理论论证前后共用了18个月才最终完成，很大程度上和缺乏有关早期修复的历史资料有关。今后，这一缺憾将不再存在。

　　《永乐大典》的修复工作最终圆满结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此次修复工作采用的是当今国际最科学的技术，得到国内外专家的肯定，有些国外专家还专程来到国家图书馆对修复后的《永乐大典》进行研究，要求学习有关的修复技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修复的所有环节都是“可逆”的，即都可以恢复到修复以前的状态，为以后可能采取更科学的修复办法留下了余地。总之，一切都为了人类的文化遗产能更久远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