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之前貂皮大衣风靡全美,更是常青藤学生标配
总统巨像
赤裸的大地之母(油画) 亚历山大·霍格
艺术家为了工作游行示威
90年前,也就是1929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民从纸醉金迷的美梦中惊醒,愕然发现股市居然不是只涨不跌的,房价居然不是只升不降的。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股市崩盘、商品滞销、失业弥漫,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标配。大萧条一直到1934年才算触底,但各项经济指标直到“二战”期间才恢复到1929年初的水平,痛苦持续了十年之久。与此同时,1929年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的文艺界在伤痛和重压下反思并转向,庸俗浮躁的创作风格被抛弃,新艺术形式层出不穷,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作品不断涌现,一个生机勃勃的文艺发展期就在经济崩溃的废墟上生长起来。
各种艺术形式中,音乐最能直接反映人类情绪。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和震惊往往会直接体现在音乐作品中,并随着事态的恶化进入不同阶段。1931年虽然艰难,但公众仍然保持着乐观,那首脍炙人口的《生活就是一碗樱桃》,写得还是相当含蓄,用的是春秋笔法:“你工作、省钱、担忧未来,但是还是留不住钱。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只是暂时的借贷,你从未拥有又何必担心失去。”危机初期大家刚刚失业,手里多少还有些存款,呆在家里还不至于为吃喝发愁,每天大量的闲暇虽然无聊,但也能催生“生活就是一碗樱桃,不要太认真,现实太迷幻,笑着活下去”的哲理思考。有的人还能幽默一把,比如《眼下正当恋爱时》,浪漫的标题下面,歌词让我瞠目结舌,继而捧腹:“土豆便宜了,西红柿便宜了,是时候坠入爱河了,俩人一起更省钱”。然而到了1932年,积蓄差不多用完的时候,大家终于认识到,这次灾难不是原来预想的小打小闹,寻找工作的过程令人绝望,饿肚子并非历史传说。相应的,歌词也直白了许多:“他们曾说我在铸造一个梦,前方是和平与荣耀,现在铁路和桥梁都已建好,为什么我却排着长队等一个面包?”在这首《兄弟,你能节省一毛钱吗》中,作者已经没有心情再迂回转折,直接用辛辣的讽刺抒发了不满和愤怒,离当街叫骂就差一步。倒霉的总统胡佛黯然离去后,罗斯福新政闪亮登场。新政的重要内容是“以工代赈”,这个政策听起来温情美好,但是对于昔日的白领、中产们来说,换上工装没日没夜地种树、建水坝、修铁路,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况且收入也仅能糊口而已。萨克拉门托河上,修建沙斯塔水坝的三兄弟创作了《不可爱的CCC》(CCC是罗斯福新政中针对年轻未婚无业男性的重要就业项目),“我浪费生命每天工作,每月只能挣5块钱,他们待我如同猪狗,为什么我会加入CCC”。这首歌其实有不实之处,因为CCC项目给了他们住所、衣服和食物,而且每月还有工资30美元,只是其中的25美元必须寄回家中。不过对于满手水泡的愤青作者来说,在痛苦和绝望中的小小不严谨不应该被苛责。绝望的巅峰于1936年到来,匈牙利作曲家谢赖什三年前的作品《忧郁的星期天》被翻译成英文并广泛传唱,自此这首“匈牙利自杀歌”阴郁灰暗的旋律响彻全美。虽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是听了这首歌曲后走上自杀的道路,但作者本人的确在1968年跳楼自杀,据说是因为创作出这首歌而感到忏悔。不过与激烈的歌词不同,这段时期的音乐旋律和节奏都比较舒缓,上面那几首歌曲,即使宣泄愤怒,也是浅吟低唱。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历史上的经济萧条,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天灾,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多年来的乱砍滥伐和农业无序扩张,1930年开始,美国的水土严重流失,植被和土壤被严重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著名的“黑色风暴”。整个上世纪30年代,尘暴肆虐北美,无数人流离失所。痛苦和绝望随着尘暴飘散传播,也给艺术作品带来了新的题材。约翰·史坦贝克的纪实小说《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一度因为描绘生活过于真实和悲惨,以及作者注入其中的强烈愤怒和攻击倾向,而被列为禁书,直到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算最终平反。绘画方面,亚历山大·霍格于1936年创作了《赤裸的大地之母》:在废弃的农庄前,大地被风吹日晒褪去了防护,暴露出贫瘠赤裸的内在。人们用农业机械毁去了地上的植被,也给自己带来了厄运。灾难面前,艺术的主要受众,也就是普通民众在痛苦中挣扎,生活水准一落千丈,但是审美水平反而有了提高,不再像经济腾飞时期那样,每天攀比穿貂。苦难教会了人们停下来思考,并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教会了他们欣赏痛苦而深刻的作品。
大萧条塑造的不仅仅是艺术的受众,普通民众和艺术家总是互相成就。对艺术家——不论作家、画家、雕塑家还是音乐家而言,志得意满日进斗金从来不是灵感的源泉,饥寒交迫痛苦不堪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想的都是一日看尽长安花,满脑子都是功名利禄、感官享乐,哪有闲暇体会真实的残酷、审视内心的孤独。只有悲从中来心若死灰之时,才会厌弃华丽的辞藻和繁复的缀饰,转而揭开内心伤疤寻找痛楚的源头。当然,这一切必须是自然过程,绝不是提倡把艺术家们抓起来严刑拷打,或是让他们饿肚子。只要是头脑清醒的政府,一般都不会做这种选择,因为开罪艺术家是有可能被写入小说或戏剧传世的。
罗斯福显然不是愚蠢的总统,相反他非常了解舆论的力量,否则也不会有“围炉谈话”了。1935年,“以工代赈”如火如荼,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通过务工养活了家庭,也找回了尊严,但文艺工作者走上了街头,游行的标语之一是“作家必须吃饭”。联邦政府意识到不能袖手旁观,6000多名职业或业余作家迅速加入了“联邦作家计划”,为政府收集民间传说,整理旅行指南,编纂地方历史等,同时领取较为丰厚稳定的报酬。5年间,共出版了378本读物,很多本会湮没无闻的传说、历史、民俗乃至吹牛故事由于这一项目得以保存,各地的旅行指南也变得生动翔实、图文并茂。与之类似的还有“联邦艺术计划”,一年700万美元的财政支出资助了一万多名演员,他们走遍乡村、厂矿、军营、监狱进行免费表演,打造了美国的“心连心艺术团”。近4000名饥寒交迫的画家和雕塑家也没有被放弃,他们被“公共艺术品计划”雇佣,走上街头为公共建筑创作壁画。因为收效良好,后来项目逐步扩大,雕塑、海报、摄影都进入了这一计划。这些政府资助项目不仅养活了艺术家,也产生了一些经典作品,如拉什莫尔山的《总统巨像》。当然,能留下传世之作的艺术家不可能成千上万,但联邦计划选择的切入点十分妥当,大部分平庸之辈只要有一定艺术基础也能胜任,而且产出虽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多年后看来也十分有价值。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没有为生活所迫去沿街卖艺或乞讨,而是带着完整的自尊专心从事艺术创作,这为文艺的复兴和发展留下了火种。
技术发展和危机发生的时间巧合,也给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大萧条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在家,急需娱乐休闲消磨时间,恰好在这段时间,无线电广播技术逐渐成熟,收音机得到了普及。1929年,1200万个美国家庭拥有了昂贵的收音机——每台均价100美元以上,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0美元。广播节目迅速走进了千家万户,影响力与日俱增,地位如同现在的互联网。到1940年,8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收音机,听众们每天平均花4个多小时收听节目,与今天我们盯着手机的时间大致相当。对于在困苦窘迫中挣扎的人们来说,勒紧裤腰带买回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潮玩意儿,这是源源不断的娱乐、享受和希望来源。广播催生了一些新的文艺形式,也促使一些传统艺术进行改革,同时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传统戏剧并不完全适合广播的特征,广播剧应运而生,很快成为美国家庭的每日新宠。尤其是白天播出的连续剧,由于深受家庭主妇拥戴,中间插播的广告大多是洗涤用品,这便是“肥皂剧”的起源。音乐节目永远是广播的主角,这也给美国音乐界带来了深刻变化——高水准的音乐唾手可得,喜爱音乐的人们不再需要亲自演奏自娱自乐,学习乐器的人数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一首歌曲同时唱响全国,这也是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暴得大名的歌星激励着无数音乐人夜以继日,创新形式创新旋律取悦听众。当然,创新绝非毫无风险,1938年10月30日的一个广播节目中,主持人中断正在播放的交响乐,宣称火星人入侵,并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不断报道最新的战况。这一改编于韦尔斯《世界大战》的新型情景广播剧,成为了史上最著名的广播节目,因为500万听众中有100万人信以为真。节目最后以细菌战结束,人类用地球原生态病菌解决了火星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免疫能力。但是为时已晚,那100万人已经彻底陷入恐慌,早就关了收音机,有的收拾细软出门逃命,有的心脏病发作被送医抢救,有的进入教堂在祈祷中等待最后时刻,最极端的是有人四处找枪,要在火星人俘虏自己之前有尊严地自尽。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产生了最早的电信诈骗。
电影技术似乎是为这场大萧条而生的,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有声电影普及开始,它陪伴灾难中的人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27年5月4日,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成立的宴会上,与会大佬提出要设立一个电影奖项。1929年5月16日,首届颁奖典礼在好莱坞顺利举行。这一奖项见证了好莱坞的崛起,多年之后当它正式更名为奥斯卡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记得,从时间上来说,首次颁奖典礼几乎是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灾难已然降临。十年间有5000万人失去工作,股市跌去近90%,生产和消费数据一泻千里,无数商品积压在仓库,最终只能批量销毁。电影行业当然也受到了巨大冲击,1933年下半年,全美三分之一的电影院已经倒闭。但是奇迹般的,到了1939年,虽然美国股市全部市值还剩200亿美元,但电影票房居然增长到了7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花25美元看电影。要知道当年的电影成人票价二毛五,儿童票价一毛,这7亿美元票房是六七千万人每周去一次电影院、一毛钱一毛钱堆出来的!危机中的好莱坞表现出了很强的求生欲,为了吸引观众殚精竭虑,现场抽奖等各种促销方式大行其道,并不丰厚的奖金对饥寒交迫的观众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当然,更具吸引力的还是影片本身。整个上世纪30年代,音乐剧风靡一时,载歌载舞的美丽女孩很容易就能带着人们进入世外桃源,《绿野仙踪》是其中巅峰之作。接下来脱颖而出的是黑帮电影,街头混混总能白手起家成功逆袭,实现总统胡佛许诺的美国梦,《小凯撒》《国民公敌》都票房火爆。取代黑帮地位的是西部牛仔,在《乱世英杰》《荡寇志》等数不胜数的西部片中,他们如同中国武侠一般横行北美不可一世,而且兜里永远有银子。疲惫不堪的观众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要掏出皱巴巴的一两毛钱,换取一两个小时的精神麻醉剂,在电影院中短暂逃避苦难的现实。
疲软的经济提高了影片的整体质量和水平。电影同绘画、音乐这类个人创作不一样,梵高、阿炳在穷困潦倒中也能留下传世之作,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别说拍电影,连摄像机都买不起。经济泡沫期,“热钱”“傻钱”到处乱窜,再垃圾的剧本也能揽到投资。但是泡沫破碎的时候,好剧本也有可能因为缺钱而烂尾。因此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电影作品的过滤器,投资人十分慎重地评估剧本质量,收不回投资的烂片出现在银幕上的几率远远低于正常年景。大萧条还促使电影行业自律。为了让穷得叮当响的观众掏钱买票,上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电影情节越来越低俗露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同时,也引发了政府和宗教团体的反弹。面对不断收紧的政府审查,以及刺耳的道德谴责,电影工作者们明智地开始制定行为准则,进行自我约束。1930年问世的《海斯法典》,旨在禁止非必要的“激情场面”和鼓励犯罪的价值观念,虽然观众强烈不满,但好莱坞顶住压力,确保了银幕上的匪徒在电影结束前会被警方击毙或逮捕。虽然此时的法典还只是建议和提醒版本,是“无牙的老虎”,但从开始着手行业自律那一刻起,电影行业奠定了自己接下来几十年健康发展的基石。
行文至此,笔者忆起曾去过北京二龙路医院(北京肛肠医院)探望朋友,发现那里的医生、患者和别处都不太一样。医生个个幽默风趣,擅长单口相声,患者好似小品演员,虽然疼得死去活来,但随时自嘲以娱乐观众。极端的苦难,以及难以启齿的尴尬有时候反而会激发人类的幽默和艺术细胞。这种时候,不投入文艺的世界,还能去向哪里呢?经济波动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潮汐涨退交替发生,不足为奇,奢靡与困苦也不过是暂时的体验,唯有艺术永恒不朽,虽诸神之震怒亦不能消弭其于无形。回头看这段大萧条的历史,人民与政府虽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但也迎来了一个蓬勃的艺术盛世,可谓有得有失、不负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