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也就是1929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民从纸醉金迷的美梦中惊醒，愕然发现股市居然不是只涨不跌的，房价居然不是只升不降的。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股市崩盘、商品滞销、失业弥漫，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标配。大萧条一直到1934年才算触底，但各项经济指标直到“二战”期间才恢复到1929年初的水平，痛苦持续了十年之久。与此同时，1929年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的文艺界在伤痛和重压下反思并转向，庸俗浮躁的创作风格被抛弃，新艺术形式层出不穷，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作品不断涌现，一个生机勃勃的文艺发展期就在经济崩溃的废墟上生长起来。

　　各种艺术形式中，音乐最能直接反映人类情绪。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和震惊往往会直接体现在音乐作品中，并随着事态的恶化进入不同阶段。1931年虽然艰难，但公众仍然保持着乐观，那首脍炙人口的《生活就是一碗樱桃》，写得还是相当含蓄，用的是春秋笔法：“你工作、省钱、担忧未来，但是还是留不住钱。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只是暂时的借贷，你从未拥有又何必担心失去。”危机初期大家刚刚失业，手里多少还有些存款，呆在家里还不至于为吃喝发愁，每天大量的闲暇虽然无聊，但也能催生“生活就是一碗樱桃，不要太认真，现实太迷幻，笑着活下去”的哲理思考。有的人还能幽默一把，比如《眼下正当恋爱时》，浪漫的标题下面，歌词让我瞠目结舌，继而捧腹：“土豆便宜了，西红柿便宜了，是时候坠入爱河了，俩人一起更省钱”。然而到了1932年，积蓄差不多用完的时候，大家终于认识到，这次灾难不是原来预想的小打小闹，寻找工作的过程令人绝望，饿肚子并非历史传说。相应的，歌词也直白了许多：“他们曾说我在铸造一个梦，前方是和平与荣耀，现在铁路和桥梁都已建好，为什么我却排着长队等一个面包？”在这首《兄弟，你能节省一毛钱吗》中，作者已经没有心情再迂回转折，直接用辛辣的讽刺抒发了不满和愤怒，离当街叫骂就差一步。倒霉的总统胡佛黯然离去后，罗斯福新政闪亮登场。新政的重要内容是“以工代赈”，这个政策听起来温情美好，但是对于昔日的白领、中产们来说，换上工装没日没夜地种树、建水坝、修铁路，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况且收入也仅能糊口而已。萨克拉门托河上，修建沙斯塔水坝的三兄弟创作了《不可爱的CCC》(CCC是罗斯福新政中针对年轻未婚无业男性的重要就业项目)，“我浪费生命每天工作，每月只能挣5块钱，他们待我如同猪狗，为什么我会加入CCC”。这首歌其实有不实之处，因为CCC项目给了他们住所、衣服和食物，而且每月还有工资30美元，只是其中的25美元必须寄回家中。不过对于满手水泡的愤青作者来说，在痛苦和绝望中的小小不严谨不应该被苛责。绝望的巅峰于1936年到来，匈牙利作曲家谢赖什三年前的作品《忧郁的星期天》被翻译成英文并广泛传唱，自此这首“匈牙利自杀歌”阴郁灰暗的旋律响彻全美。虽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是听了这首歌曲后走上自杀的道路，但作者本人的确在1968年跳楼自杀，据说是因为创作出这首歌而感到忏悔。不过与激烈的歌词不同，这段时期的音乐旋律和节奏都比较舒缓，上面那几首歌曲，即使宣泄愤怒，也是浅吟低唱。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历史上的经济萧条，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天灾，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多年来的乱砍滥伐和农业无序扩张，1930年开始，美国的水土严重流失，植被和土壤被严重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著名的“黑色风暴”。整个上世纪30年代，尘暴肆虐北美，无数人流离失所。痛苦和绝望随着尘暴飘散传播，也给艺术作品带来了新的题材。约翰·史坦贝克的纪实小说《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一度因为描绘生活过于真实和悲惨，以及作者注入其中的强烈愤怒和攻击倾向，而被列为禁书，直到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算最终平反。绘画方面，亚历山大·霍格于1936年创作了《赤裸的大地之母》：在废弃的农庄前，大地被风吹日晒褪去了防护，暴露出贫瘠赤裸的内在。人们用农业机械毁去了地上的植被，也给自己带来了厄运。灾难面前，艺术的主要受众，也就是普通民众在痛苦中挣扎，生活水准一落千丈，但是审美水平反而有了提高，不再像经济腾飞时期那样，每天攀比穿貂。苦难教会了人们停下来思考，并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教会了他们欣赏痛苦而深刻的作品。

　　大萧条塑造的不仅仅是艺术的受众，普通民众和艺术家总是互相成就。对艺术家——不论作家、画家、雕塑家还是音乐家而言，志得意满日进斗金从来不是灵感的源泉，饥寒交迫痛苦不堪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想的都是一日看尽长安花，满脑子都是功名利禄、感官享乐，哪有闲暇体会真实的残酷、审视内心的孤独。只有悲从中来心若死灰之时，才会厌弃华丽的辞藻和繁复的缀饰，转而揭开内心伤疤寻找痛楚的源头。当然，这一切必须是自然过程，绝不是提倡把艺术家们抓起来严刑拷打，或是让他们饿肚子。只要是头脑清醒的政府，一般都不会做这种选择，因为开罪艺术家是有可能被写入小说或戏剧传世的。

　　罗斯福显然不是愚蠢的总统，相反他非常了解舆论的力量，否则也不会有“围炉谈话”了。1935年，“以工代赈”如火如荼，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通过务工养活了家庭，也找回了尊严，但文艺工作者走上了街头，游行的标语之一是“作家必须吃饭”。联邦政府意识到不能袖手旁观，6000多名职业或业余作家迅速加入了“联邦作家计划”，为政府收集民间传说，整理旅行指南，编纂地方历史等，同时领取较为丰厚稳定的报酬。5年间，共出版了378本读物，很多本会湮没无闻的传说、历史、民俗乃至吹牛故事由于这一项目得以保存，各地的旅行指南也变得生动翔实、图文并茂。与之类似的还有“联邦艺术计划”，一年700万美元的财政支出资助了一万多名演员，他们走遍乡村、厂矿、军营、监狱进行免费表演，打造了美国的“心连心艺术团”。近4000名饥寒交迫的画家和雕塑家也没有被放弃，他们被“公共艺术品计划”雇佣，走上街头为公共建筑创作壁画。因为收效良好，后来项目逐步扩大，雕塑、海报、摄影都进入了这一计划。这些政府资助项目不仅养活了艺术家，也产生了一些经典作品，如拉什莫尔山的《总统巨像》。当然，能留下传世之作的艺术家不可能成千上万，但联邦计划选择的切入点十分妥当，大部分平庸之辈只要有一定艺术基础也能胜任，而且产出虽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多年后看来也十分有价值。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没有为生活所迫去沿街卖艺或乞讨，而是带着完整的自尊专心从事艺术创作，这为文艺的复兴和发展留下了火种。

　　技术发展和危机发生的时间巧合，也给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大萧条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在家，急需娱乐休闲消磨时间，恰好在这段时间，无线电广播技术逐渐成熟，收音机得到了普及。1929年，1200万个美国家庭拥有了昂贵的收音机——每台均价100美元以上，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0美元。广播节目迅速走进了千家万户，影响力与日俱增，地位如同现在的互联网。到1940年，8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收音机，听众们每天平均花4个多小时收听节目，与今天我们盯着手机的时间大致相当。对于在困苦窘迫中挣扎的人们来说，勒紧裤腰带买回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潮玩意儿，这是源源不断的娱乐、享受和希望来源。广播催生了一些新的文艺形式，也促使一些传统艺术进行改革，同时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传统戏剧并不完全适合广播的特征，广播剧应运而生，很快成为美国家庭的每日新宠。尤其是白天播出的连续剧，由于深受家庭主妇拥戴，中间插播的广告大多是洗涤用品，这便是“肥皂剧”的起源。音乐节目永远是广播的主角，这也给美国音乐界带来了深刻变化——高水准的音乐唾手可得，喜爱音乐的人们不再需要亲自演奏自娱自乐，学习乐器的人数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一首歌曲同时唱响全国，这也是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暴得大名的歌星激励着无数音乐人夜以继日，创新形式创新旋律取悦听众。当然，创新绝非毫无风险，1938年10月30日的一个广播节目中，主持人中断正在播放的交响乐，宣称火星人入侵，并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不断报道最新的战况。这一改编于韦尔斯《世界大战》的新型情景广播剧，成为了史上最著名的广播节目，因为500万听众中有100万人信以为真。节目最后以细菌战结束，人类用地球原生态病菌解决了火星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免疫能力。但是为时已晚，那100万人已经彻底陷入恐慌，早就关了收音机，有的收拾细软出门逃命，有的心脏病发作被送医抢救，有的进入教堂在祈祷中等待最后时刻，最极端的是有人四处找枪，要在火星人俘虏自己之前有尊严地自尽。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产生了最早的电信诈骗。

　　电影技术似乎是为这场大萧条而生的，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有声电影普及开始，它陪伴灾难中的人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27年5月4日，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成立的宴会上，与会大佬提出要设立一个电影奖项。1929年5月16日，首届颁奖典礼在好莱坞顺利举行。这一奖项见证了好莱坞的崛起，多年之后当它正式更名为奥斯卡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记得，从时间上来说，首次颁奖典礼几乎是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灾难已然降临。十年间有5000万人失去工作，股市跌去近90%，生产和消费数据一泻千里，无数商品积压在仓库，最终只能批量销毁。电影行业当然也受到了巨大冲击，1933年下半年，全美三分之一的电影院已经倒闭。但是奇迹般的，到了1939年，虽然美国股市全部市值还剩200亿美元，但电影票房居然增长到了7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花25美元看电影。要知道当年的电影成人票价二毛五，儿童票价一毛，这7亿美元票房是六七千万人每周去一次电影院、一毛钱一毛钱堆出来的！危机中的好莱坞表现出了很强的求生欲，为了吸引观众殚精竭虑，现场抽奖等各种促销方式大行其道，并不丰厚的奖金对饥寒交迫的观众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当然，更具吸引力的还是影片本身。整个上世纪30年代，音乐剧风靡一时，载歌载舞的美丽女孩很容易就能带着人们进入世外桃源，《绿野仙踪》是其中巅峰之作。接下来脱颖而出的是黑帮电影，街头混混总能白手起家成功逆袭，实现总统胡佛许诺的美国梦，《小凯撒》《国民公敌》都票房火爆。取代黑帮地位的是西部牛仔，在《乱世英杰》《荡寇志》等数不胜数的西部片中，他们如同中国武侠一般横行北美不可一世，而且兜里永远有银子。疲惫不堪的观众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要掏出皱巴巴的一两毛钱，换取一两个小时的精神麻醉剂，在电影院中短暂逃避苦难的现实。

　　疲软的经济提高了影片的整体质量和水平。电影同绘画、音乐这类个人创作不一样，梵高、阿炳在穷困潦倒中也能留下传世之作，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别说拍电影，连摄像机都买不起。经济泡沫期，“热钱”“傻钱”到处乱窜，再垃圾的剧本也能揽到投资。但是泡沫破碎的时候，好剧本也有可能因为缺钱而烂尾。因此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电影作品的过滤器，投资人十分慎重地评估剧本质量，收不回投资的烂片出现在银幕上的几率远远低于正常年景。大萧条还促使电影行业自律。为了让穷得叮当响的观众掏钱买票，上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电影情节越来越低俗露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同时，也引发了政府和宗教团体的反弹。面对不断收紧的政府审查，以及刺耳的道德谴责，电影工作者们明智地开始制定行为准则，进行自我约束。1930年问世的《海斯法典》，旨在禁止非必要的“激情场面”和鼓励犯罪的价值观念，虽然观众强烈不满，但好莱坞顶住压力，确保了银幕上的匪徒在电影结束前会被警方击毙或逮捕。虽然此时的法典还只是建议和提醒版本，是“无牙的老虎”，但从开始着手行业自律那一刻起，电影行业奠定了自己接下来几十年健康发展的基石。

　　行文至此，笔者忆起曾去过北京二龙路医院（北京肛肠医院）探望朋友，发现那里的医生、患者和别处都不太一样。医生个个幽默风趣，擅长单口相声，患者好似小品演员，虽然疼得死去活来，但随时自嘲以娱乐观众。极端的苦难，以及难以启齿的尴尬有时候反而会激发人类的幽默和艺术细胞。这种时候，不投入文艺的世界，还能去向哪里呢？经济波动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潮汐涨退交替发生，不足为奇，奢靡与困苦也不过是暂时的体验，唯有艺术永恒不朽，虽诸神之震怒亦不能消弭其于无形。回头看这段大萧条的历史，人民与政府虽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但也迎来了一个蓬勃的艺术盛世，可谓有得有失、不负苦难。